期望，他們希望李聖研能夠進入仕途，在宦場上謀個一官半職，哪怕僅僅是做一個普通地公務人員也好，因為那意味著他們李家能夠為國家做更多、更大地貢獻。
老實說，同李聖研交談，郭守雲感覺很吃力，怎麼說呢，他覺得自己和這個女孩之間存在很深很深的代溝，這小姑娘地思想，還停留在“我能為國家做些什麼”的水平上呢，而他郭守雲呢，則早就脫了“國家能為我做些什麼”的階段，並一舉跨越到“我能從國家手裡奪走些什麼”的水平段上了。
更為重要的是，一談起朝鮮這個在郭守雲眼裡一錢不值的地方，李聖研就充滿自豪，在她的嘴裡，那個普遍貧困的國家，儼然就成了世上難尋的人間天堂：沒有國民稅收；醫療完全免費，大病小病都不花錢；上學不僅不用交學費，而且從入托到大學畢業，學校還負責分書包、文具乃至校服之類的東西；年輕人只要一結婚，就能從政府手中領到一份屬於自己的住房，面積不小於七十平米，而且一旦有了孩子，住房面積還會增加
作為郭守雲這樣的一個人，他能和李聖研說到一塊去嗎？兩人有著完全不同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一個崇尚個人利益高於一切，一個卻還停留在“一大二公”的現實階段；一個看盡了人世間的骯髒與齷齪，一個還懵懵懂懂的活在虛幻的公平世界裡；一個是對利益追逐永無止盡的大資本家，一個是“普遍貧窮也是**”的紅色好青年。這麼兩個人坐在一起交流，那真是有樂子了。
“這小姑娘是不錯，和守成搭對未嘗不可，但是還得好好的調教調教，”一番交流之後，郭守雲在頭疼的同時，有了這麼一個觀點。
………【第二二五章 灰姑娘改造計劃】………
對於能不能把李聖研這個小姑娘調教好，郭守雲沒有絲毫的擔心，畢竟“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侵蝕能力是強大的，對此，他有強的信心，因為歷史上所生的一切，早就證實了這一點。
就拿國內的情況來說，五六十年代的人，誰要有一個國外的親戚，那都不敢認，誰要是認了，那要遭人鄙視的；而到了七八十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興起，過去那種思想在生著急劇的轉變，七零、八零時代的年輕人，普遍經歷過的一種思潮，就是近乎極端的崇洋媚外，最實行的一種說法，那就是“外國的月亮都比中國的圓”；而到了九十年代，“日流”、“韓流”交替出現，那一代的年輕人從崇尚日本的動漫、崇尚韓國的影視劇，展到崇尚日韓的生活方式與思想結構；而到了九零年代中後期，尤其是進入兩千年之後，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思想才開始出現大範圍回潮，隨著九六年一本《中國人可以說不》的熱銷，“憤青”一代開始嶄露頭角，崇洋媚外再次遭人鄙視，哈日哈韓淪入低俗，“小日本、高麗棒子、美國佬、老毛子”之類的貶稱再次出現在年輕人的口中。
這一切的一切看似沒有什麼聯絡也沒有任何規律可循，可是郭守雲作為一個精明的商人，他卻能一眼從中看出經濟對思想所能造成的深遠影響。很顯然。貫穿中國近半個世紀地國民思想轉變，一個經濟的問題在裡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五六十年代，中國幾乎是閉關鎖國，因此人們對外界沒有什麼太多的瞭解，再加上國內政治大環境的影響、東西方對抗所產生的先導性作用，牴觸西方的情緒自然就會出現；而到了七八十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興起，一個達的資本主義世界躍然出現在國民面前，一邊是經濟還處於落後起步狀態的祖國，一邊是經濟達、物質生活富足地資本主義世界。在這種情況下，年輕人的思想遭受衝擊，殘酷的現實令他們的民族自尊心遭受沉重打擊，而相對地。崇洋媚外的情緒自然會悄然催生；進入九十年代，亞洲四小龍、四小虎的概念開始出現在國人耳朵裡，儘管這個概念已經有些落伍，但是人們還是一下將目光投向了毗鄰的日韓，“自己國家經濟不行。那就看鄰居的吧，好歹都是亞洲人。”而到了九十年代中後期，隨著中國經濟地飛展，尤其是香港、澳門的迴歸、九八抗洪、亞洲經濟危機等一系列事端的出現，國人猛然現：“我考，外國佬也沒啥了不起的，至少比咱強不了多少。”同時呢，再加上蘇聯解體後。西方一面倒的將壓力全部轉移到中國的身上，因此，國內青年一代在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極度膨脹的情況下，對國外說“不”的聲音也越來越大。情緒越來越高漲。
郭守雲前世是個騙子，但是他地經濟和社會問題的認識本身就有很強的基礎，而在這一世上，隨著政治聯絡的進一步加深，他看待問題地角度也不再停留與表象。而是更多的深入到了本質。用他的話來說，那就是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