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輝非常毛骨悚然的就是，他穿越之初對大明社會進行社會調查時發現，大部分貧僱農家庭都會把無法撫養的初生嬰兒直接溺死，然後埋到豬圈或者茅坑裡漚成肥料。
如果說溺死自己的孩子把自己的孩子漚成肥料已經讓王書輝受到極大的震撼的話，那麼用一種非常平淡的情緒，習以為常的做著這樣的事情的明代百姓的木然態度，則更讓王書輝無法接受了。
這就是為什麼王書輝領導的復興黨建成最早的大規模培訓學校是醫學類學校，而王書輝最早培養的教育人才是嬰幼兒教育人才的原因。
作為穿越者和現代人的王書輝根本就不會允許復興黨的治下出現這種情況，他以極端強硬的，明末時空的土著們無法理解的嚴厲手段，強行買斷復興黨治下所有民眾子女的教育權和撫養權的原因正在於此。
王書輝作為一個現代社會的教育工作者雖然不是從事幼兒教育的，但是師者如父，教育工作者要承擔起一部分父母的責任和義務，卻深刻的刻在王書輝的思想中。
可能在現代社會里因為他面對的是已經成年的大學生，所以才表現的不明顯的原因吧。因為王書輝在明朝末年的學生都是年紀較小的少年兒童，王書輝身上的那種教育工作者的父母心態表現的非常突出。
為了保證少年兒童的健康成長，王書輝甚至都不相信自己治下的普通民眾對子女的撫養和教育，那麼在這種的心態下，他怎麼會允許在他的治下出現以牟利為目的的專門販賣少年兒童的人口販子存在呢。
所以在王書輝親自主持的復興黨第一次嚴打行動中，枝江縣境內凡是從事少年兒童販賣，或者與少年兒童販賣有關的一切人和組織，都受到了復興黨極端嚴厲的打擊。
殺人搶劫這樣的惡性犯罪在復興黨手下也不過是接受重體力高危勞改，“勞作至死”的懲罰。但是針對拐賣少年兒童的人口販子的時候，王書輝採取的是針對階級敵人的懲罰方式。
當時枝江境內所有從事人口拐賣的人販子和為這些犯罪分子提供幫助和便利的所有飯館酒店和衙門裡的差役等相關人員，先是被戴上高帽子，在枝江縣內進行遊街示眾，然後又在公共場所接受所有人的唾罵，最終不管是主犯從犯還是看起來似乎有點無辜的相關人員，都在公審大會後被複興軍戰士吊死在絞刑架上。
甚至於復興黨對於這些犯罪分子的屍體的處理，都顯示出一種比較暴戾的情緒。什麼時候這些人的屍體風乾了，什麼時候這些人的屍體才會被一把火燒掉。
與這種暴戾情緒相對的是，王書輝對於在這次行動中被救援出來的少年兒童表現出了一種真誠的溫情來。很多被人口販子藏匿在惡劣環境中的孩子，都是王書輝親手救出來的。這其中就有現年十七歲，剛剛從西山基地裡畢業幾年的張永濤。
幼年時的經歷，給張永濤帶來了不可磨滅的記憶。他把王書輝對他的關懷和照顧產生的感恩情緒，變成了自己學習和訓練的動力。
所以在十三歲那年就完成了初級中學水平教育的他，主動要求進入軍事學校學習。在三年後順利透過考核的張永濤終於穿上了他夢寐以求的，和王書輝老師一樣的灰色軍裝。
按照復興黨的基層鍛鍊制度，在新兵訓練基地裡完成了基層士官培訓的張永濤，在1630年的時候被分配到魯東軍區，在魯東軍區某營下屬的一個班擔任班長。
在魯東軍區擔任班長的兩年裡，表現出色的張永濤先是升為教導員，之後又升職為排長。
1632年初，作為一名優秀的基層指揮員，張永濤所在的營非常幸運的被抽調組成魯東軍區臨編第一軍團，參加了滄州戰役。
和所有西山基地教育出來的年輕人一樣，在斯巴達式的教育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張永濤身具“木”和“狂”兩種特質。
說他“木”，是因為他在為人處世方面表現的非常的死板。對於各種條例和紀律他掌握的非常好，真心實意的按照這些條例和紀律來規範自己的所有行動。說他“狂”，則是他在部隊訓練中表現出來的那種奮不顧身，一丁點也不在乎個人安危的特點。
“木”還沒有什麼大不了。在復興黨的那種工廠化教育模式下，在復興黨的那種重規矩重製度的環境裡，“木”是復興黨人的一種普遍性特徵。機械和教條在復興黨內隨處可見。
但是“狂”就屬於只有西山基地出來的人才有的獨特特徵了。復興黨工廠化教育體系教育出來的常規人才，在工作中表現出來的是一種求平求穩的特點。但是西山基地出來的人，因為西山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