況下，無論是農民還是城市平民，他們都是不願意採用暴力手段反抗統治階級的。
不過就像農民們在清醒的認識到佔有生產資料和生存資料的地主已經直接威脅到他們的生存之後，發動暴力手段打擊地主獲得生存資料一樣。城市平民，因為生活在統治階級的核心區域，他們可以非常清楚的感受到統治階級對於他們的態度。並針對這種態度做出相應的反應。
在充分的認識到統治階級毫不在乎他們的死活之後，在充分的認識到除了使用暴力手段打破現有秩序才能獲得生存資料以後，城市平民的表現，要比農民們的表現更加堅決更加徹底一些。
孟子“君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的觀點雖然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解釋和分析統治階級內部的關係的。但是這樣的辯證關係，也適用於城市平民和封建朝廷之間。
因為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和市場經濟的不斷繁榮，明王朝的城市平民和統治階級的關係也是在不斷的被簡單化的過程。
以大明王朝的統治中心北京城為例，三大營十二衛總數將近二十五萬左右的京營士兵，到明朝末年，已經全部從武裝力量淪為城市平民了。
這些人既沒有田地，也沒有固定收入，在北京城裡是最徹底的被僱傭勞動者。這些人的存在，在經濟危機嚴重的明朝末年，對於明王朝來說完全是一個巨大的定時炸彈。
到1630年，不斷發展和壯大的復興黨工業集團，在經濟上已經對大明持續進行了十年左右的影響。大量的白銀因為復興黨的工業品傾銷從全國各地區被吸收到復興黨的銀行裡。大量的糧食，在全國範圍內被複興黨吸收和儲存。
與此同時，持續了上百年時間的西方白銀輸入，因為美洲的銀礦資源的枯竭，開始進入大幅度萎縮的階段。
從江南到中原，一方面是因為糧食減產和復興黨的糧食政策導致的嚴重糧食危機，一方面是因為復興黨大規模工業品傾銷導致的嚴重通貨緊縮。明王朝本來就存在的巨大經濟危機越來越嚴重。
在農村是因為自然災害和土地兼併產生的大量破產農民。他們形成了規模巨大的農民造反軍勢力在陝西山西河南和山東西部活動。
在城市裡，則是因為復興黨工業競爭導致的經濟危機產生的大量失業城市平民。江南地區和中原地區的主要城市裡，此起彼伏的民變和兵變，成了明朝末年各大城市的主要現象。
在這種情況下，城市平民一方面失去了工作失去收入，另一方面則是糧食價格的不斷上漲和糧食供給的全面萎縮。因為商品經濟繁榮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而產生的大量城市平民直接面對著嚴重的生存危機。
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宋狗子這樣的平民領袖，才會不得不帶領北京城內那些同樣是沒有生活來源的城市平民一起鋌而走險的做出搶劫皇親國戚的產業這樣的事情來。
要知道，在嚴重的生存危機面前，全面貧困化的城市平民是絕對不憚於和封建統治者對抗的。
只不過無論是身處事件中的宋狗子和劉長生等人，還是努力置身事外的南城兵馬司和錦衣衛南城千戶所的官員們，他們都沒有清醒的認識到，在嚴重的生存危機下，規模巨大總人數超過二十五萬的北京城市平民，會在宋狗子等人的示範作用下做出什麼樣的反應。
一切矛盾的爆發都是長期積累的結果。
長期積累的矛盾只需要一個小小的甚至是不起眼的事件作為導火索，之後就會產生迅速而又激烈的連鎖反應。
就像一千四百多年前，陳勝吳廣斬木為兵揭竿而起的時候，當時的絕大部分人可能都沒有認識到看似強大無比的秦王朝會因此而滅亡一樣。1630年五月裡的一天發生的一夥兒疑似京營士兵的匪徒搶劫了周國丈家的糧車的事件，在當時並沒與引起什麼太大的關注。
因為很多人吃不上飯而發生的以搶劫糧食物資為目的的民變和兵變，在明朝末年這個時間裡是數不勝數的。大部分情況下，缺乏群眾基礎完全是自發性的小規模的城市暴亂，會很快被當地的官府和軍隊鎮壓下去。
對於統治階級來說，無論是封建主義的統治階級還是資本主義的統治階級，他們的絕對力量和被統治階級比較起來是非常的渺小的。
在正常情況下，在統治階級能夠保持著一定的清醒認識的情況下，在統治階級沒有徹底的陷入到麻木愚昧的只知道維護自身利益的利益集團化的狀態下，只要統治階級稍稍的從自身統治的穩定性出發，考慮到被統治階級的承受極限的話，統治階級的暴力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