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社會地位的提升上，反而把這種百折不撓的意志力放在了思考問題方面。
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王書輝才顯得非常的與眾不同。與那些被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壓力推著走，不得不改造自己以適應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的大多數人不同，王書輝成了一個能夠化被動為主動，化自覺為自發的不斷的主動的改造著自己的人。
王書輝的這種特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顯現了出來。他的中學語文老師就曾經評價說，他是個“聞過則喜”，“過則勿憚改”的人。
從現代到古代，從大學老師到革命領導者，王書輝身上的這種特質，一直都沒有改變過。
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因為王書輝身上有著這樣的特質，才使得王書輝能夠在陌生的歷史環境中適應重重的壓力，不斷的取得事業的成功的。
發現了自己的判斷失誤，立即就能根據實際情況審視自己的問題和錯誤，而不會因為思想的懶惰和慣性去維護自己的失誤和錯誤，這樣的事情，其實並不是大多數人能夠做得到的。就是那些相對優秀的人，他們在面對自己的失誤和錯誤的時候，在對自己的失誤和錯誤進行改正之前，也是要進行大量的心理建設的。
但是王書輝就不會這樣。他清楚的知道，人的發展和進步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的犯錯誤，不斷的改正錯誤的過程。他當然不想犯錯，但是他卻能夠清楚的認識到，錯誤是一種不可避免客觀性存在。對於他來說，發現錯誤，改正錯誤，這是一個完全可以平靜對待，快速反應的過程。
王書輝在調研過程中從來都是不發一言的。可是他身邊的人也都知道，一旦王書輝完成了調查研究的工作，那麼王書輝做出的決定，說出的話，那就一定是有著充分的證明和根據的無法反駁和質疑的話。王書輝總會像一個醫生一樣透過調查研究這種“望聞問切”的手段，精準的找到問題的所在，並且總會針對問題提出具體的解決辦法。
但是這一次，王書輝在朱湖農場的表現真的讓無數人都跌破了眼鏡。
制度建設是復興黨內最重要的工作。一切都要按制度執行，一切問題都要用組織原則來解決，這是王書輝領導復興黨十年來一直堅持的目標。事實上，因為王書輝本人一直堅持著按照制度，依靠組織，幾乎從來不會輕易的針對具體的人和事情發表觀點和看法，以至於很多復興黨的黨員們都忘記了，作為復興黨的創始人和復興黨所有黨員的導師，在客觀上，王書輝的存在是超然於制度，超然於組織的。
毫不誇張的說，在復興黨內，王書輝本人不僅代表著復興黨，代表著復興黨的思想理論和組織制度，王書輝本人更是超越復興黨，超越復興黨的理論思想和組織制度的存在。對於成千上萬的復興黨員來說，王書輝本人說的話做的事，都是完全高於復興黨的組織制度的。
所以當王書輝在朱湖農場的黨員幹部大會上非常直接的針對農場班子的一些人和一些事的時候，這件事情所產生的震動真的是非常的巨大的。
後世人對毛老人家有某種誤解。他們總是認為，毛老人家有一大批忠誠於他的人，他的所做所為都是要維護那些忠誠於他的人的。其實他們沒有認識到，在組織裡擁有著巨大無比的影響力的他，實際上是組織本事的化身。組織裡的所有人都是忠誠於毛老人家的思想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忠於他和不忠於他這樣的封建化的劃分。
組織龐大化的副產品是組織的官僚化。即使偉大如毛老人家者，在面對巨大的官僚體系的時候，也不得不經常性的另闢蹊徑，透過四處吹風，支援一些具體的人和事情以推動整個官僚體系的改變。
其實這種辦法不僅僅是他在用。只要是在組織裡威望巨大的人都可以使用這樣的方法。南方視察和講話，其實也是這樣一種手段。只不過，和毛老人家相比，絕大部分人對組織的影響不可能有那麼巨大。大部分的後來人在組織內不可能有毛老人家那麼巨大的威望而已。
領導和管理龐大的國家和人民需要制度建設。依靠制度建設和組織原則運轉組織也是一種必然。但是這並不是說，對於一個組織產生影響就只能依靠制度建設和組織原則的。
把問題想清楚了的王書輝，在情緒上重新開始進入到對工業化新中國建設的那種焦急中去了。
他不想要繼續浪費時間回到武昌透過開會和層層傳達的辦法去改變現狀。他要透過發表講話，給那些在工作中做的對的幹部們撐腰打氣。他要透過這種手段，快速的轉變黨內的現狀，處理黨內那些正在成為革命阻力的問題人物，使復興黨回到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