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地形或伏或臥的隱蔽了起來，俄國人的炮擊雖然兇猛，但造成地傷害卻很小。
“他們的炮不超過十門。”安雪生聽了一會兒，說道，
“從彈著點和這一帶地地勢看，應該在那個方向，山坡的反斜面。”薛安邦指著遠處地山坡說道，“他們的炮不多，我們用迫擊炮幹掉他們得了，拿下這裡。”
“圖子！”安雪生喝了一聲，一位軍官把作戰地圖拿了過來。
安雪生仔細地看了一下，軍官們對照了一下方位，“他們在這裡的人不多，我們得打下這裡，給後續部隊開闢通路。”安雪生的眼睛緊緊盯在了地圖上，“他們現在迫不及待的攻擊我們，是想阻礙我們前進，可能是要等待援兵到來協助防守，所以我們必須快點拿下這裡。”
“我們怎麼打呢？重榴彈炮營離我們好象不近啊。”一位軍官說道，“而且咱們現在不清楚俄國人的火炮藏在哪裡。”
俄國人在遭到了中**隊的多次打擊之後，已經發現他們的炮兵再象以前那樣的把大炮放在明處，和找死幾乎沒什麼區別了，因此俄國人也學乖了，開始隱藏自己的
中**隊想要找到俄軍的炮兵加以消滅現在比以前已難多了。
“我們有迫擊炮，怕他個鳥！”薛安邦不屑地一笑，看了看遠處的俄軍陣地，“先把他們的步兵直接砸飛得了。”
安雪生點了點頭，在地圖上比劃了一下，“讓迫擊炮側射，掩護步兵開啟缺口，並吸引干擾俄國炮兵的射擊。步兵從這裡攻上去，爭取快點解決戰鬥，給後續部隊爭取時間。”
軍官們點了點頭，又商量了一下，各自開始迅速行動起來。
中國陸軍師法德國陸軍的結果，很快將在眼前的戰鬥當中顯現出來。
在德軍的用兵哲學中，最重要的就是“形成重點”——即在“決勝點”上累積足夠的能量，以便在“決定性的時空”當中取得決定性的成果。當戰鬥開始進行的時候，步兵師長會形成決心、決定師作戰的“重點”；當指揮官的“重點決心”下達後，下級指揮官（包括炮兵指揮官）就必須根據師長的決心，以最有效達成決心的方式，安排各種作戰計劃，以支援協助師長達成其決心，獲得最後決定性的勝利。換句話說，下級指揮官的“重點”是根據師長的“重點”而產生。“如果師長的‘決心’與‘重點方向’已經下達的話，”一位德軍將軍在１905年曾這樣寫道，“所有的人都將根據這些‘決心’和‘重點’展開行動”。
德**事人員在幫助中國訓練新式陸軍的時候，也潛移默化的把這些概念深深的植根於中**人的頭腦當中。
“在中**隊當中，師一級指揮官必須綜觀整個戰場，對於接下來即將發生的戰況做出一定的判斷，最後下定個人的決心來根據可能發生的事情來安排戰鬥，包括各個炮連的射擊計劃，步兵和騎兵的兵力搭配等等，以影響整個戰局到他個人期望的方向上去。同樣地，不僅僅是師一級的指揮官，甚至連團、營、連，甚至一門炮的炮長都必須對整體的戰術企圖有充分的認識和了解，以便能主動積極地根據全盤的作戰意圖發揮個人的影響力。”
後世的軍事學家們在評價當年的“華俄戰爭”時，對脫胎於清末舊式陸軍的華軍在對俄軍的作戰過程中各級指揮官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主觀能動性”十分的吃驚和不理解，認為這其實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其實，出現這種情況並不奇怪。
由於華軍有著深深的德軍烙印，華軍大量集中火力的作戰思想在相當程度上是來源於當時德軍的戰鬥準則，華軍的火力運用的核心觀念最初來自於普法戰爭的經驗，並在後來的抗俄戰爭中得到了實踐和發揚；而實際上，在“華俄戰爭”中，華軍的每一次進攻都能夠集中強大的火力的原因，是相較於他們冥頑不靈的對手，華軍在“組織文化”上有著更高的彈性。
在中國幾千年的傳統“兵學文化”當中，受儒家傳統的影響，多側重於“非軍事分析”，而且中國文人向來有輕視兵學的傾向，即使涉及軍事也不太容易進入專業狀態。儒學傳統又一向強調“人心向背”決定戰爭勝負，不太重視軍事層面的因素，“外行”研究軍事可以說是普遍現象，分析軍事問題時候往往或隔靴搔癢、不著邊際，或不分主次、眉目不清作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釋和結論，而事實上卻難以讓人信服。
但到了那個風雲激盪的“大變局”時代，隨著西方先進的武器和戰術的引入，中國的傳統兵學得到了西方軍事思想的補充，被注入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