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覺得有些說的不清楚，接著道，“那，朕就給你們開個頭吧，誠然，魏忠賢結黨營私，是罪不可赦的！但朕認為，他在經濟上面還是有可取之處！先說說鹽稅！從什麼時候說起呢？就從皇爺爺，萬曆年間說起，當時，國家鹽課，淮居其半，而長蘆、解池、兩浙、川井、廣池、福海共居其半。長蘆以下雖增課，猶可支吾，而淮則窘壞實甚。淮課初額九十萬，而今增至一百五十萬。使以成、弘之政，隆、萬之商，值此增課之日，應之優然有餘也。商之有本者，大抵屬秦、晉與徽郡三方之人。萬曆盛時，資本在廣陵者不啻三千萬兩，每年子息可生九百萬兩。只以百萬輸帑，而以三百萬充無端妄費，公私具足，波及僧、道、丐、傭、橋樑、梵宇，尚餘五百萬。各商肥家潤身，使之不盡，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見其盛也。 如果，國家有這樣的繁榮富足，今天會沒有銀子來賑濟災民嗎？”
周延儒和史可法聽的暗暗點頭，而崇禎皇帝朱由檢則更加看重的是史可法這樣的東林黨徒的觀點！接著道，“然後到了皇兄天啟初年，東林君子們借三大案之機篡奪朝政後，就變成這樣，商之衰也，則自天啟初年。國則？？禍日熾，家則敗子日生，地則慕之棍徒日集，官則法守日隳，胥役則奸弊日出。為商者困機方動，而增課之令又日下，盜賊之侵又日熾，課不應手，則拘禁家屬而比之。至於今日，半成窶人債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