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如下：
汗昨命奴才思想事宜，奴才雖愚魯，敢不具管見以聞。沙河堡官員查發逃奔人，是頭緊顧頭之意，以向年之插漢兒，彼尚不敢少抗，豈敢抗汗今日之兵耶。。臣等環觀今日軍情，無大無小，皆以漢人為奇貨，是勢之必欲深入也。即欲深入，汗當先為籌算，決志無移，切不可草草，以致臨期躊躕。臣等想，汗提兵到此，各相警戒，我兵一入，若得與漢人遇而大創之，是為厚幸，若退守各城，近邊村屯，地薄民窮，凡我兵馬，無益有損。夫既無所獲，勢必從原路出境，是與蒙古無異，而名利兩失矣。果欲內入，當直抵北京，訊其和否，蚤為決斷，由山海拆毀水門而歸，以壯軍威，以示無敵於天下。若計所入之關，無如雁門為便，既無沮滯，又居民富庶，可資飽騰。
汗如必欲深入，又恐無隙可乘，徒敗聲名耳，臣等於不得已之中，有兩計焉，一計近於正大光明，一計近於吹毛求疵。所為正大光明之計者，當諭經過城池，明言插漢兒汗遠遁，百姓盡為我有，因途遙徒步難行，特來與爾主講和，並借爾地方牲畜。所謂吹毛求疵之計者，當寫書與近邊官員，令彼轉為講和，勒限日期。（明官必耽延），彼時乘隙而入，惟我所欲為矣。入則利在深入，不入則就此回兵，庶為上策，勿徒勞兵卒也。“
從這份奏疏，可以看出范文程在兩個方面的弱點。其一，此時範的文學修養欠佳，表述水平不太高明。這份奏疏是寧完我、范文程、馬國柱三人合奏，寧完我是遼陽人，天命年間被俘為奴，天聰三年以“通文史”被皇太極召入文館辦事，授為參將。馬國柱原系明朝生員，進入文館後於天聰八年考中舉人。此疏雖未註明由誰執筆撰寫，但既系三人“公疏”同奏，把它作為反映文程之水平的材料，還是不會錯的。
此疏的文字相當粗糙，毫無文采，有的句子使人難解其意，把它與乾隆初撰修的《清太宗實錄》所記的這一奏疏相比，便可不言而喻了。比如，原疏一開始稱：“汗昨命臣等思想目前事宜，臣等雖愚魯，敢不具管見以聞。”“思想”兩字，恐非當時高人雅士習用之詞，既愚又魯，還加“管見”兩字，也太累贅囉嗦。乾隆修之實錄將其潤色為：“皇上昨命臣等籌度目前事宜，臣等雖愚，敢不竭所知以聞。”（未完待續。。）
第0856章 八旗戰鬥力
兩相比較，乾隆修實錄的史官，將原疏之“思想”改為“籌度”，去一魯字，再把“具管見”變為“竭所知”，雖僅小小變動，顯然使其比較文雅略有文采了。再舉一例，原疏有“沙河堡官員查發逃奔人，是頭緊顧頭之意”。什麼叫“查發逃奔人”？表述太不通順了。乾隆版改為“查發逃去人民，以還我者”，一下子就使人們明瞭其意，知道是明朝官員將從後金逃去的人丁查出送還。至於所謂“頭緊顧頭”，顯系地方性的通俗口語，不易為他省人知曉，乾隆版改為“是不過暫救目前之急”，使其文字表達水平大為提高。全文類似之弊，俯拾即是，不再贅引。
其二，此時范文程在軍政大事上還相當幼稚，見識不高，議不精闢，對後金與明之形勢，瞭解不透，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所上之計實為下策。范文程、寧完我與大多數降金漢官一樣，竭力主張對明用兵，大舉深入，直搗京師。揆諸當時形勢，此議未免太偏太急太險，如若照此行事，後果難以設想。先就後金本身條件而論，此則，女真男丁不過六萬左右，加上漢軍一旗、蒙古一旗，共十旗，丁數不會超過八萬，而且貝勒、大臣之中，有的已開始享樂腐化，士氣較前有所削弱。遼東漢民因受先汗努爾哈赤晚年的虐待，被屠殺、遷徙、抄沒為奴，滿腔怨憤，紛欲棄金投明。經濟危機也相當嚴重，四年以前，“國中大飢”。鬥米價銀八兩。牛一頭賣銀一百兩。良馬一匹值銀三百兩，布一匹價九兩，出現了“人有相食者”的悲慘景象。
至於周邊形勢，同樣不妙。南面朝鮮，既懷天聰元年被迫訂立城下之盟屈服於金之新恨，又念念不忘二百餘年忠於大明的長遠歷史，一心要擺脫後金壓抑與明聯合抗金。東北方面，蒙古察哈爾部林丹汗雖星夜逃走。但並未覆滅，隨時都可能捲土重來。西邊的明國，儘管曾數敗於金，但幅員遼闊，臣民眾多，人口超過後金幾百倍，明軍也數十倍於八旗軍，並於天聰四年收復永平、遵化四府州縣，迫使勇猛善戰的二大貝勒阿敏狼狽逃回瀋陽。後金處於四面被圍的困難境地。在後方不穩、腹背受敵、敵眾己寡的條件下，不做好充分準備。就要遠征千里以外的大國京都，談何容易。弄不好，被截斷後路，想退回故里尚且不能，焉能進據紫禁城入主中原。所以，聰明的皇太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