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離職就意味著一個名位已被廢革，因為不再有人補缺。到萬曆四十二年，政府裡的六部尚書中，現在只剩下一部有尚書了，全國的巡撫、巡按御史、各府州縣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皇帝即不批准吏部對官員的升遷，也不批准處罰官員。這等於將政府機構的激勵機制和監督機制全部破壞。
但萬曆皇帝現在已經一無所求，既然愛子不能當上皇帝，那就多給他點零花錢吧。土地稅和人頭稅有明太祖制定的祖宗家法在，不到危急關頭不能加稅。神宗於是徵收商稅，除書籍與農具免稅之外，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稅百分之三。另外就是臭名昭著的“礦稅”。
神宗派大批太監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礦稅。只要“礦稅使”認為甚麼地方可以開礦，就要地產的所有人交礦稅。這些太監無惡不作，隨帶太批流氓惡棍，到處敲詐勒索，亂指人家的祖宗墳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說地下有礦藏，要交礦稅。結果天下騷動。徵收的財物繳入神宗內庫的只十分之一、太監剋扣的是十分之二、隨從瓜分的是十分之三、流氓棍徒乘機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
萬曆皇帝給福王朱常洵婚娶時，排場闊綽，花費了多至三十萬兩白銀。建築王邸又花了二十八萬兩。
福王去河南就藩時攜帶了大批財物。百姓們默默地看著這個將富裕建立在他們苦難之上的年輕王爺，祈求上天給他懲罰。幾十年後，李自成大軍攻破洛陽，將福王的血和鹿血一起倒入酒中，取名叫“福祿酒”。 在明代歷史中，神宗經常被過度地描寫成一個荒唐、好色、懶散的皇帝。從萬曆三大徵看來，神宗絕不是一個平庸的皇帝。雖然，我們可以說他是好大喜功，但是不要忘了，他在給朝鮮國王的信中始終強調朝鮮要力求自保的事實。實際上，神宗對於每一次軍事行動，似乎都充分認識到其重要性。而且，在戰爭過程中對於前線將領的充分信任、對於指揮失誤的將領的堅決撤換，都顯示了神宗的膽略。
相比於萬曆爺跟文官集團的抗爭，崇禎皇帝朱由檢的政治改制則更有目的性，也並不是為了一己私慾！他是非常的有步驟有計劃的！
從崇禎皇帝朱由檢重生，一直隱忍到今時今日才正式丟擲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在當初建立皇黨的時候，就一股腦的開始改現代，不可謂城府不深！
因為重生後的崇禎皇帝朱由檢非常的清楚，要對抗實力強大，以高尚的論調為掩蓋，實則是一堆八股文造就出來的窩囊廢的這麼一個群體，自己必須建立一個更加有體系的政黨來加以對抗！
縱然崇禎皇帝朱由檢的這個四不像政黨，還不能跟後世中國強大且偉大的政黨相提並論，但作為政黨的凝聚力是崇禎皇帝朱由檢所需求的！（未完待續。。）
第0834章 誰贏誰輸
縱觀太祖爺後面各家皇帝和文管集團所對抗的歷史，崇禎皇帝朱由檢很清楚，不是文管集團太強大，而是皇權沒有找到一個適合的方法，變得更加的強大！
概因為，文管集團是作為一個集合，集合可以肆意的發展，而無法約束，而皇權就不同，必須扶持一股勢力去和文管集團這麼一個集體對抗！那麼就存在再駕馭一個新的集體的危險！有可能兩個集體，皇權都無法駕馭的話，就會造成明末亂世這樣的情況！
從崇禎皇帝朱由檢扶持自己的勢力，並保護收攏依附於魏忠賢閹黨勢力集團開始，他就準備好了有一天要同文官集團正面開戰！
神宗和文官集團的關係實在處理得太糟了，換了更強硬一點或者更軟弱一點的皇帝，都會比神宗處理的好，神宗既不聽從文官的意見，也不明確加以反對，使得文官們都想自己像海瑞一樣以直言敢諫留名青史，大家都崇尚虛名而不幹實事。加上他把對官員監督權和獎勵權全都放手，文官們想幹事的都走了，剩下的陷入無意義的清談爭論之中，使得明末終於形成黨爭的風氣，文官們黨同伐異，彼此攻擊，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名目眾多。整個政府陷於癱瘓狀態。
梁啟超說，明末的黨爭，就好像兩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這樣的惡果，未嘗不是由神宗的荒怠造成的。所以，《明史》對於明神宗的蓋棺論定是這樣表述的：“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明朝的皇權和文官集團這兩部發動機。在萬曆年間同時停止了運轉。內憂外患的大明王朝走向了黑暗的深淵。
到了崇禎皇帝朱由檢的手上，這兩部發動機已經停擺了許久了！再要是需要動起來，崇禎皇帝朱由檢需要花費巨大的功夫，並拿出巨大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