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輸了仗”？而不是追“為什麼籤不平等條約”——倒末為本，莫此為甚。
事實上，慈禧是晚清最堅定的主戰派，從辛酉垂簾到戊申薨逝，這一點一以貫之，從未改變。不然，也不會鬧出庚子拳亂對萬國宣戰這種荒唐事情。
慈禧的問題，在於昧於形勢，不能客觀分析判斷敵我力量對比，不曉得自己手裡到底有多少牌，總以為“民氣可用”，只要“切實整頓”，就能給洋鬼子好看。可惜，“切實整頓”固然做不來，“民氣”也並不真的可用。於是，只好打一仗，輸一仗。
慈禧主政的大半時間，具體的政務，中央的掌握在恭王手裡，地方的關鍵則是李鴻章，偏偏這兩個人，是地道的主和派。
恭王和李鴻章，比之慈禧，見識更廣，也更加開通。他們主和，一半出於對內外形勢、敵我力量的正確評估；但另一半，這兩個人，也各有各的問題。
如果沒有庚申、辛酉的變亂，恭王會一直被他四哥壓著，永無出頭之日。我們無法揣測恭王內心深處的真實想法，但可以肯定，對英法犯境、明園被焚的感受，恭王和他的兩個嫂子，必然大不相同。
另外，自黜落復出以後，恭王銳氣大失，遇事畏首畏尾，敷衍了事。年紀愈大，這個情形愈嚴重，到了後來，頹唐萎靡，甚至連軍機處都懶得去了，有事就在府中辦理。當然，所謂“辦理”，亦不過身在其位，有的事情實在躲不過，胡亂塞責而已。
這樣的一個人，要他“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怎麼可能？！
原時空，光緒十年，即1884年，恭王第二次被黜落。時值中法戰爭，恭王和慈禧政見不合，慈禧主戰，恭王主和，對“上頭”交辦的事情毫不起勁，陰奉陽違——但這還不是最關鍵的，最關鍵還是恭王萎靡不振，遇事推諉，什麼主張也不肯拿出來，慈禧一忍再忍，終於忍無可忍。
而李鴻章，是地道的功名利祿之士。這並不是說，李少荃做官做事，就不為國家謀；但擺在第一位的，一定是他自身的利益。前文說過，原時空，李鴻章打完捻子，便再也不願意領軍作戰了。他對辦海防、辦水師很有興趣，但對把這些工作的成果投入實戰，自始至終，沒有表現出任何的積極性。
在李鴻章的眼中，一旦開戰，打爛的，都是他自己的瓶瓶罐罐。
李鴻章最關心的，還是借辦海防、辦水師之機，擴大自己的勢力；同時在其中上下其手，為個人獲取最多的利益。
李鴻章辦實業，也差不多是這個路子。
李鴻章對“報仇雪恥”神馬的，一定是沒有興趣的。因為，那不是他自己的仇，不是他自己的恥。
原時空，有這兩位做領袖，“洋務運動”終究不能成功，其實並不稀奇。
真要和外國見仗了，這兩位，一個是見困難就讓，一個則根本不想打仗，怎麼可能不“主和”？
特別是在敵人看起來比自己更加強大的時候。
原時空，晚清的對外戰爭，便出現了這樣一種異常滑稽的局面：主戰最力的，都是保守派，既不知己，亦不知彼，只擅空談；真正的聰明人，見識廣的，腦子開通的，有本事的，都往後躲，都一味主和。
到了不能不開戰的時候，兩派之間，不但不能精誠合作，還互相拆臺，彼此掣肘。先不說軍隊的戰鬥力了，單是主事者如此一副德性，這仗，如何才能打得贏？
瞭解了原時空的這些情形，我們便更能瞭解，本時空，領袖中樞的關卓凡，既銳意改革進取，又執念於雪國恥、報家仇，其對國家，對深宮之中的兩位太后，意義何在了。
關卓凡在會議上的表現，本已足夠慷慨激昂；傳入宮中之後，經過李蓮英等人的添油加醋，關貝勒的偉光正形象，幾乎已變成了神祇下凡，做怒目金剛狀，隻手擎天了。
姐倆獨對的時候，慈安尤不住拭淚，說道：“難得他有這個志氣！”
慈禧目光炯炯，說道：“他有這個志氣，咱們姐倆，自然要成全他！”
慈安說道：“唉，真要有那麼一天，大仇得報，我就算第二天去見先帝，心裡也是妥帖的！”
慈禧少見地沒有責備姐姐“死啊活啊”不吉利，而是站起身來，來回踱了幾步，努力平靜自己激動的心情。
慈禧轉過身來，輕聲說道：“姐姐，實話實說，我也是這個心思。”
她拿起十錦槅子上的一本《治平寶鑑》，說道：“前兒翁同龢‘進講’，講了宋朝一個叫陸游的寫的一首詩，嗯，名字好像是……《示兒》，你還記得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