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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慈安主政的二十年，是晚清最好的——至少是扭轉頹勢、奮力上行的——二十年。
還有，慈安在世的時候，對於慈禧，除了盡力支援她治國理政外，亦有效地遏制了其天性中的負面因子。國家和慈禧本人，能夠在這段時間取得重大成就，慈安對於慈禧的有效約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關卓凡認為，慈安對國家，是有重大歷史功績的，史家對她的評價，是過低了。她的身影，被後世對慈禧的讚譽、責罵和各種顏色的塗抹遮蔽著，顯得過於淡漠了。
後世如此，時人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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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我認為你們看錯了人，所以，你們必然要在這上邊摔個大大的跟斗。
當然啦，如果你們造的“謠”，母后皇太后打一開始，就根本不信，那是最理想的。
嗯。怎麼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
其實非常簡單，這個“謠”，如果是第三者說給母后皇太后聽的，她震驚之餘，不排除將信將疑的可能；但如果是俺或者聖母皇太后主動說給母后皇太后聽，你們說，對於這個“謠”，她還可能有一丁點兒的相信嗎？
只會剩下對造“謠”者的義憤填膺了吧？
“謠言”沒有出來，俺當然不能主動去向母后皇太后傳自己的“謠”——“不敢壅於上聞”，只能在“謠言”出來之後再做。可是。“謠言”出來後，如果已經傳播開來——不論範圍大小。俺再說給母后皇太后聽，哪怕俺是第一個說這個事兒給她聽的人，也會讓人覺得是“被迫為之”。因為，你關卓凡不說，自然會有別人來說。
所以，此事關竅，在於“謠言”出世的那一刻，俺的人必須在現場——要成為首個“謠言”的受眾。與此同時，要將“謠言”的進一步的傳播，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裡。這種情況下，俺向母后皇太后主動彙報此事，才會顯得光明磊落，才真正叫“不敢壅於上聞”。
這個事兒說起來好像有點拗口，其實一句話就能講明白了：我必須是“捉賊拿贓”的那一個人。
關卓凡說道：“貼這個無頭揭帖，估計也是那個‘聚賢館’的活計——加強對‘聚賢館’的布控！你回去跟張成林說，叫行動隊二十四小時待命。嗯，最好在‘聚賢館’所在的……哦，盆兒衚衕——租個房子，行動隊住一部分人進去，以爭須臾，不失時機。”
“行動隊”指的是“軍調處行動隊”，專門執行軍調處的暗殺和緝捕“極度危險人士”等“高難度動作”任務，負責人是我們的老熟人，原近衛團的二號人物張成林。軍調處成立後，關卓凡割愛，將張成林調到了軍調處，出任行動隊隊長。張成林身手嫻熟，心狠手辣，和陳亦誠搭夥計，算是相得益彰。
之所以要行動隊守在“聚賢館”旁邊，是因為只有這樣，“聚賢館”的人一旦有所舉動，行動隊才能夠第一時間貼上，一路跟到現場，然後“捉賊拿贓”。
不然，因為無法確定“聚賢館”的人會在哪兒張貼無頭揭帖，而這個地方，若距軍調處朝陽門內大街“敕命軒軍松江軍團總糧臺駐京城辦事處”的駐地較遠的話，探子來回傳話，必定遷延時機，無法做到“捉賊拿贓”。
“聚賢館”的人，畢竟都是身上有功夫的亡命之徒，逮捕他們的差使，不大適合普通探子來辦。
陳亦誠說道：“是。盆兒衚衕的房子，因為要就近監控‘聚賢館’，我們早就租下來了，爵帥一切放心。倒是要向爵帥請兩張手令，一張給步軍統領衙門的阿爾哈圖總兵——標下想請阿總鎮派幾個得力的兄弟，和軍調處行動隊一起辦差；另一張備而不用——行動隊辦差的時候，如果有什麼阻礙，再拿出來用。”
關卓凡明白陳亦誠的用意：軍調處在北京城，畢竟沒有檯面上的執法權，要拉步軍統領衙門的人充幌子；還有，“捉賊拿贓”的現場，未必在自己人的轄區內，到時候逮捕行動是有受到干涉的可能的——如是，要搬關卓凡出來“鎮場”。
關卓凡點了點頭，說道：“你想的很周到，手令我現在就寫。嗯，到時候，如果真有人不開眼，敢打橫兒，你們儘管開槍，不要有任何顧慮——包庇謀逆嫌犯，格殺勿論！”
“是，謹遵爵帥鈞命！”
“還有，我得給睿王寫一封信，”關卓凡微微一笑，“你說，這封信，該怎麼寫才好？”
“標下以為，爵帥說的‘捉賊拿贓’，不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