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從，有待深思。舒婷與北島，早已不再是少年時的江淹了。現代派現代派，很多人可以把夢話拿去發表，標榜為現代派。一切概念皆有其歷史性。現實主義倘若一味堅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結果必然將詩壇變成沒有專案的奧運會。一種體育專案，玩的人多了，奧運會就分給它一塊金牌，以後沒人玩了，沒人看了，自然無人報名，專案自然取消。但在體育史上，還是要研究它的起源發展、規模影響，誰拿過冠軍，是否被觀眾認為粗暴野蠻不道德等等。例如拳擊，是應該改革競賽規則，還是一律以公開鬥毆拘捕呢？ 我有個想法，覺得詩歌這種形式在人類的藝術史上進入了晚年。記得在哪本刊物上看到過相似的觀點，頗為欣慰。我認為，對現代派詩歌的研究最能有助於對這個問題的或肯或否，因為現代派是新詩藝術的珠穆朗瑪峰。 （發表於《敦煌詩刊》2002年卷）    
北京人的口頭語
北京人有兩個口頭語：“就是說”和“等於是”。用這兩個口頭語可以連線任何上下文，例如： “您喜歡張藝謀的電影嗎？就是說他那電影吧特有個性，等於是你一看開頭就被它給吸引住了。” “我覺得咱們中國足球肯定沒戲，就是說中國這個民族就不適合踢足球，等於是陪人家老外白玩兒。” 北京人的一大段話中往往塞進了許多“就是說”和“等於是”，而上下文之間卻經常並不存在可以等價替換或者相互闡釋的關係。北京人就是這樣，把本來沒有關係的萬事萬物都“等於”和“就是”到一塊兒，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侃得雲山霧罩，有時自己也忘了到底要說什麼。他們並不注意事物間客觀上的具體聯絡，而主要是為了求得主觀上的表達愉悅，圖個說得“嘎崩流利脆”，說完就完，誰較真誰傻冒。用個時髦的學術名詞，叫做“能指的遊戲”。北京人是語言藝術大師，但不是語言大師，更不是生活大師。他們在玩弄語言中得到了許多幸福感和優越感，但也有被語言所玩弄了的時候，更多的時候是被生活給玩弄，被那些語言能力平庸，甚至是結結巴巴的外地人給玩弄了。只有那些聰明的北京人，能夠放棄這兩個舒服的口頭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實事求是地看世界，看人生。 （發表於《武漢晚報》）    
北京文學的貴族氣（1）
北京文學的研究者一般都注意到了北京文學的平民氣，從老舍到王朔，都被看成“市民精神”的代表。然而如果仔細研究北京文學所表現出來的平民氣，特別是與其他城市文學的平民氣進行比較的話，就會發現，北京文學在平民氣之外，或者說背後，還有著強烈的貴族氣。這不但是北京文學區別於其他城市文學的重要標誌，而且也是北京文學的平民氣與眾不同的重要標誌。 本文所說的北京文學是廣義的，包括京派文學與京味文學，以北京人身份進行創作或者以北京生活為題材的文學。本文所說的貴族氣指超越於平民日常生活之上的以精神生活追求為核心的人文氣息。 京派文學的貴族氣似乎不需要過多證明。魯迅論京派和海派時早就指出，京派近官而海派近商。“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也賴以餬口。”（《“京派”與“海派”》）京派文學的作者大多不是北京人，但他們喜歡在北京當教授和文人。他們喜歡北京比較舒緩的生活節奏，用欣賞的態度來描寫北京的生活。他們最重要的作品不一定是北京題材，沈從文、蕭乾、汪曾祺都以“鄉土文學”馳名。但他們那些“鄉土文學”的特色恰恰在於是以北京文化人的視角來創作的。魯迅把這類鄉土文學叫做“寄寓文學”。他們已經脫離了自己所描寫的鄉土，他們身在文化的中心，遙想著那田園色彩的鄉土。那鄉土不是現實，而恰恰是表現他們貴族姿態的一種手段。沈從文所描繪的如歌如夢的湘西，只存在於他的記憶和幻想之中（參見拙文《沈從文的自卑情結》），他的湘西世界是作為罪惡的都市世界的對立面而存在的，是沈從文批判現代文明的參照系。如果失去了這個意義，那就有理由說沈從文《邊城》一類的小說是虛偽的。他們描寫的是下層社會，但關心的卻是人類文明走向的形而上的問題。正如陶淵明雖然“種豆南山下”、“戴月荷鋤歸”，但他的思想境界仍然是貴族的。魯迅戲稱他們為“京派大師”，就是準確地看到了他們貴族氣的一面。貴族也關心平民疾苦，或者說正因為他們是貴族，他們才關心平民的疾苦，重要的不是“疾苦”，而是“關心”，貴族的姿態就從“關心”上展現出來。林徽因的《九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