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人後代、陳家洛的親哥哥——驅除韃虜，恢復漢家河山，忍痛勸香香公主順從乾隆，喀絲麗為了陳家洛所說的“天下大事”，含淚答應。但她發現奸險的乾隆是在騙陳家洛，就藉口到清真寺做祈禱，用短劍在地下暗劃了“不可相信皇帝”幾個字，然後“將短劍刺進了世上那最純潔最美麗的胸膛”。她用鮮血向心愛的人發出了最後的警示。當她的姐姐和陳家洛等人血戰突圍之後，去移葬她的遺體時，卻發現墳中空空如也，只有陣陣幽香，眾人都道香香公主必是仙子下凡，現今又回到了天上。香香公主和蕭峰一樣，都是為了千萬百姓的幸福安寧獻出了自己最寶貴的生命。他們成為金庸筆下少數民族英雄兒女中最傑出的代表。 金庸認識到中國的多民族格局是歷史鬥爭的結果，他如實描寫了激烈的民族鬥爭，描寫了宋金戰爭、宋遼戰爭、女真崛起與周邊民族的戰爭，成吉思汗祖孫數輩開疆拓土的征伐戰爭，元末漢人反對蒙古統治者的戰爭，明末清初滿漢兩族的戰爭，等等。這些戰爭，既有氣勢恢宏的全景大場面，也有細膩入微的近景小鏡頭。從帷幄運籌到平野廝殺，從散兵遊勇欺壓百姓到萬馬軍中生擒敵酋，寫得迴腸蕩氣，搖曳多姿，令人恍如置身其中。在歌頌反侵略的正義戰爭，批判非正義的侵略戰爭的過程中，金庸多次批判了以強凌弱的民族霸權主義。侵略戰爭往往就起於以強凌弱的民族霸權主義。忽必烈之侵略南宋，清廷之鎮壓木卓倫部，都是自恃軍事力量的強大，要把自己的權杖強行壓到柔弱民族的頭上。對於這種民族沙文主義，金庸給予了有力的諷刺和鞭撻。 在中篇小說《白馬嘯西風》中，插敘了一個古代高昌國的故事。西域大國高昌臣服於唐，唐朝要他們遵守許多漢人的規矩，高昌國王說：“鷹飛於天，雉伏於蒿，貓遊於堂，鼠噍於｜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意思是說，雖然你們是猛鷹，在天上飛，但我們是野雞，躲在草叢之中，雖然你們是貓，在廳堂上走來走去，但我們是小鼠，躲在洞中啾啾的叫，你們也奈何我們不得，大家各過各的日子，為什麼一定要強迫我們遵守你們漢人的規矩習俗呢？他們將唐太宗所賜的書籍文物、諸般用具，以及佛像、孔子像、道教的老君等等都放在這迷宮之中，誰也不去多看一眼。大唐帝國固然文化先進，但是硬要把自己的文化方式強加到弱小民族身上，結果只能征服其國，不能征服其心。此中的深刻諷刺意義對於今天某些財大氣粗的推行霸權主義的民族，也是十分適用的。 以強凌弱的民族霸權主義表現在國家之間，造成文明的衝突與隔閡。如果表現在個人之間，則會造成個體命運的悲劇。《天龍八部》中有一個極為發人深省的事例：以漢人為主的大理國中有一個擺夷族，“族中女子大都頗為美貌，面板白嫩，遠過漢人，只是男子文弱，人數又少，常受漢人的欺凌”。大理國君之弟、鎮南王段正淳的夫人刀白鳳便是擺夷人。段正淳天性風流，所到之處，與許多女子結緣生情，終於激起了鎮南王妃刀白鳳的反抗，傷心憤怒之下，這位王妃竟然隨便委身於一天夜裡偶然路遇的一個醜陋汙穢、渾身膿血惡臭的叫化子，後來生下了書中主人公之一段譽。而那個叫化子原來是前朝被弒國君的皇太子段延慶，他在重傷之際得此奇遇，精神大振，後來成為天下第一大惡人，使段譽吃盡了苦頭。而段譽又與段正淳情人的幾個女兒分別產生情愫，迴環糾纏，最後段正淳和刀白鳳以及他的幾個情人同時慘死，剩下段譽與段延慶父子相對……這一切可以說都起因於段正淳對於身為少數民族的王妃刀白鳳的極端不尊重。陳墨先生論道：“段譽既是他父親的情孽的受害者，同時又是段延慶奪權的物件之一，還是乃父的情人的復仇的物件。”（《新武俠二十家》p111）若從民族關係的角度說，段譽的痛苦災難也是民族沙文主義不經意所造成的惡果。不論從國家利益還是個體命運著眼，金庸小說都在批判以強凌弱的同時，昭示出民族平等的極為重要。 1949年以後的中國，由於建立大一統現代化強國的需要，中央政府高度重視民族團結和民族平等問題，中國進入了幾千年來民族政策最先進的時期。中國政府推行民族平等方針，對少數民族充分照顧、援助、尊重。但是在文學上，對漢族文化本身卻缺少批判，把歷史上對少數民族的歧視都歸罪於以往的統治者。實際上給人這樣一種觀念：即少數民族自願地團結在漢族周圍，共同建立起偉大的中華文化。這裡忽略了歷史上各民族之間的鬥爭，忽略了漢族給其他少數民族帶來的文化壓抑。實際上仍然帶有比較濃厚的漢族中心主義色彩。在50~70年代有關少數民族的文學中，少數民族被簡單地描寫成善良勇敢、聰明美麗、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