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雄”之勢。這一微妙的局面未能引起人們應有的關注，原因是老舍並不處於全域性之中的“亮點”。而當我們在鎂光燈刺眼的閃爍之餘稍微去注視一下老舍時，則或許會產生一些有趣的思考。讓我們理清一下思路，再做幾個簡單的結論。 首先我們來看，在所謂“魯郭茅巴老曹”這六大巨頭之中，老舍明顯是個“異類”。魯郭茅3位都是“五四”新文學的開創者，吶喊的吶喊，涅槃的涅槃，為人生的為人生。巴金可說是五四精神在小說領域的代表，一句“我控訴”，就喚起了多少熱血青年的心。他描寫魯迅式的“吃人”，追求郭沫若式的“新生”，學習茅盾式的“三部曲”而發揚光大。曹禺則是“五四”精神在話劇領域的代表，雖然主觀上沒有那麼強烈的“五四”創作思想，但是他的每一部劇作都正好呼應了時代對新文學話劇的要求。他的《雷雨》被解讀成話劇裡的《家》，他的《日出》被解讀成話劇裡的《子夜》，他自己也心甘情願追隨新文學的車輪一同前進。這5人中，從學者、思想家、理論家，到詩人、小說家、劇作家、散文家，應有盡有，按照中國人的“數字審美學”，已經可以組成一個圓滿的“五虎將”陣容。可人們不知從何時起，非要加進一個老舍才覺得“六六大順”。殊不知，老舍跟他們，用老舍式的話說：“是八杆子也打不著的親戚”。彷彿推選6大高僧，混進了一位老道，雖然也是出家人，但唸的根本不是一本經。看看名字就覺得彆扭，人家的名字都有比較深刻的意義，“魯迅”是“雖魯而迅”，“沫若”是家鄉之二水，“茅盾”是戴了草帽的“矛盾”，“巴金”是“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曹禺”是“萬分”（雖然他們本人未必承認）。只有這個“老舍”，是取本名“舒慶春”的“舒”字的一半。看字面，既不新潮又無深意，是“五百年的舊房子”還是“一年四季開粥廠”呢？不管哪個意思，都透著俗，這是一個標準的舊派文人的筆名，當然比起什麼“泣珠生”、“春來瘦”一類的名字要高雅大方多了。 老舍跟其他5位大師最大的區別在於，他不是吃“五四”飯的。雖然六巨頭中他是惟一生長在“五四”運動策源地的正宗北京人，但他彷彿身處風暴眼，那風暴跟他沒關係。“五四”時期那七八年，老舍忙著養家餬口，當過一陣小學校長，還當過一陣勸學員。後來雖然到燕京大學旁聽過，但那是為了給出國混事打基礎，他跟大學裡的風潮、派系基本上沒瓜葛。想要用“五四”給老舍臉上貼金是比較困難的，老舍在1957年寫了一篇《“五四”給了我什麼》，想給自己貼點金，可是囉嗦了半天，都是人人能說的廢話，無非是“五四”讓他懂得了反帝反封建和使用白話文。我們頂多可以說一句他是“五四”運動的支持者。但這也很難講，因為後來老舍成為大作家後，除了在官樣場合，他很少提到“五四”。老舍在對待“五四”的態度上，跟一個普通的北京市民是極其相似的：熱烈擁護，堅決支援，但到底擁護的支援的是什麼玩意，自己並不大清楚。 老舍殺入文壇，也跟別人不一樣。老舍一不為什麼主義，二不湊什麼熱鬧，三沒有什麼集團。他1924年到1929年在倫敦大學的東方學院教書，閒居無事，就在一本練習本上寫著玩，寫完了便乘興寄給《小說月報》。沒想到一出手就“文章驚海內”，不幾天就“書札到公卿”。幾部大作問世後，他輾轉回到祖國，一上岸才知道，自己已然是著名作家，幽默大師了。他的創作態度好像是“遊戲消遣”式的，但他又與鴛鴦蝴蝶派不同。鴛鴦蝴蝶派一是成幫結夥，二是愛趕時髦湊熱鬧，三是立場多變。而老舍雖然朋友滿天下，但不入幫，不結黨，除非形勢所迫，不參與別人發起的什麼運動，而且一貫以自己的思想指導自己的創作，很少隨波逐流。他就這樣誤打誤撞地成了新文學的小說大師，文學界和他自己都順理成章地接受了這一現實，沒有人覺得有什麼不和諧。 然而若是單獨看看老舍的前兩部作品——《老張的哲學》和《趙子曰》，假如老舍不再繼續寫作的話，那麼僅憑這兩部小說，完全可以把老舍列入鴛鴦蝴蝶派的“滑稽小說家”中去。當然，這是比較高階的滑稽。假如老舍的這兩部小說不是發表在《小說月報》，而是發表在《紅玫瑰》或《新聞報》的話，那麼老舍無疑就是鴛鴦蝴蝶派新一代的滑稽小說領袖。在二三十年代之交，鴛鴦蝴蝶派的創作中心開始由南向北轉移，新一代的北方作家以改革的姿態成為大眾讀物領袖。在社會言情小說方面出現了張恨水，在武俠小說方面出現了還珠樓主，在滑稽小說方面出現了耿小的。耿小的雖然也號稱是“含淚的笑”，但跟老舍比，氣派和技巧都相差不止一籌。老舍能讓人笑得捧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