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事更加深了他的這種感覺。“萬寶山事件”，日本人明明佔了便宜還糾纏不休，時不時就在各種場合提一提。好像中國人在仗勢欺人。更甚的是，一箇中村震太郎大尉竟擅闖我東北軍屯墾區刺探軍情，人證、物證俱在，誰是誰非一目瞭然，即使中村死了，按理日本人也說不出什麼。誰知日本人卻抓住此事大作文章，硬是在胡攪蠻纏，強辭奪理，以至東北軍將團長關玉衡澈職查辦也不能平息事態。趙鎮藩當時心裡就有種感覺：日本人純粹是在找碴！
趙鎮藩深深體會到國弱民賤這句話的沉重。
“萬寶山事件”中死的中國人又何止一個，到頭來還不是中國人睜著眼吃啞巴虧。這使他心裡總有種壓抑、憤懣之感。他雖算不上東北軍老人，可他好歹也隨東北軍關裡關外、四方征戰數年了，早已養成了那種無羈無絆、天不怕地不怕的氣慨。可每每碰到與日本人打交道，就總有種被一條無形繩索緊緊縛繞之感。唉！
在中國的土地上竟找不到替中國人說理的地方，這不能不使他感到莫大的悲哀和羞憤。同時也使他認識到，在這戰亂頻仍的動盪之秋，力量就是真理，“拳頭硬的是好漢”，否則，彈丸小國日本的軍人，怎能跑到泱泱大國的土地上為所欲為，歷史悠久的古國臣民何至於在自己的土地上遭受東鄰倭人的欺凌！但他的這種頓悟非但沒讓他有輕鬆之感，倒使他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
軍人，軍人就是要守土保國，為民分憂。可如今我算個什麼軍人啊！吃著東北父老的血汗俸糧，卻眼看著他們遭受日本人欺侮，吞嚥自己痛苦的淚水，這還算個軍人，還算個堂堂七尺的男子漢嗎？！這種感覺像一隻巨鼠，啃齧著他那顆痛苦的心。
痛苦之餘，趙鎮藩又時常陷入深深的思索中。為什麼日本人能如此張狂？泱泱中華大國為何在彈丸小國日本面前畏畏縮縮？為什麼幾千年來處處向中國學習的小日本，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裡，卻使中國成了手下敗將。
日本是著了什麼魔，能如此之快地跑到前頭去。眼下日本軍隊不過幾十萬，可中國有幾百萬部隊，為什麼日本人能把槍口指向外面，而中國人卻總是在內戰中你死我活地掙扎。
眼下在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實際上不足萬人，可我20餘萬東北軍卻受“不得抵抗”命令之束縛，這究竟是為什麼？他越想越感到茫然，而茫然又更加重了他的痛苦。
想當初張少帥決定改旗易幟歸順南京國民政府，趙鎮藩是打心眼裡擁護的。歸順中央，全國抗敵。我東北有了全國作後盾，還怕日本人再來染指？！可他怎麼也想不到，歸順，到頭來卻歸來個“不得抵抗”，那還有什麼歸順之理，這道命令使他在憤懣中備感壓抑，更令他焦急。眼下日本人戰刀磨得雪亮，可我們都在幹什麼？
近兩個月來，日本人從東北軍眼皮底下頻頻向奉天調入軍火，一車車用蓬布包裹得嚴嚴實實的東西從奉天南站卸下，運進日本兵營。而且白天、黑夜不停進行攻擊演習，矛頭直指奉天城和北大營，使奉天四圍充滿劍拔弩張、大戰在即的火藥昧。趙鎮藩心裡很清楚，這決不是日本人在向東北軍示什麼威。日本人早已認為他們夠威風的了。那麼日本人究竟想幹什麼？
這麼細細地一想，他那顆空落落的心就更不踏實了。隨之而來的焦灼憂慮之情常使他徹夜難眠。
8月，7旅上校以上軍官和情報人員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研究當前的局勢和可能對策。一天會議下來，結果令人堪憂：奉天事變必定發生。為此，旅長王以哲帶上材料，親赴北平，向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張學良請授應對之策。
王以哲心急火燎，一下火車就直奔少帥養病之處，協和醫院一間寬暢奢華的地下室。
張學良一語不發，靜靜地聽著，又像是在思考著，“……少帥，綜合來看，奉天事變指日可發。現在關外兵力空虛，關內各軍卻擁兵自重。一旦事變發生，日本由朝鮮、日本海運兵力，恐我東北軍各部難以抵抗，甚至有兵敗之虞。果真如此，那我們豈不有負國家、有負東北父老？所以請少帥考慮，是否可由關內調回一部分部隊，以解燃眉之急。”
沉吟良久，病容滿面的張學良才開口道：“以目前時局看，日本人尚不敢如此。現在中央的意思是力避衝突，調兵恐怕不妥。還是那句話，萬事不得抵抗，避免和日軍發生衝突。”
一瓢冷水把王以哲澆個透心涼。他原以為千里之外跑來陳情，少帥起碼能給個靈活的應對之策。誰知少帥不但不發一兵一卒，扔給他的還是那避之唯恐不及的緊箍咒。一陣絕望、怨艾從心頭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