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閱。”毛澤東閱後批：“林周閱後，退康生同志存案。”
紅衛兵又提出高崗、饒漱石和“軍事俱樂部”等等問題，對彭德懷說：“你就是高饒反黨集團的干將！”勒令彭德懷：“把你們那個軍事俱樂部寫出來。”
“沒有什麼俱樂部。”彭德懷瞪眼答覆。
“非寫不可！”
“啪”的一聲，彭德懷的手掌打在桌子上。他終於忍耐不住了，大吼起來：“殺掉頭也沒有！”
這時，彭德懷正受著疾病的折磨。由於心情焦灼，房屋陰暗潮溼，又沒有衣服可換，在朝鮮戰場礦洞裡患過的神經性皮炎復發了，雙腿長滿溼潤和糜爛的斑塊，並向上身擴散。
2月中旬，彭德懷的腿、臀、背長滿紅瘡，奇痛奇癢，不能彎腰，不能躺臥，這時他才向監護點的人提出能否治療一下。
他身上仍然是從成都穿來的一套內衣褲，已沾滿了膿血。襪子早破了，棉褲露著棉花。
監護點內，被監護的人都收到家人送來的衣物、食品，唯彭德懷沒有人送。監護幹部問他要不要告訴家屬送些換洗衣服來，彭德懷總是說：“算了吧，算了。”他料想浦安修處境不會好，又怕連累侄兒侄女。想來想去，才給彭梅魁寫了一封信。
在吳家花園時，彭梅魁曾對伯伯說，不管在哪兒，我都要來看你的。彭梅魁說到做到了。彭德懷到大三線，春節時，彭梅魁到成都看望伯伯，給伯伯洗衣服，縫縫補補。臨走時，彭德懷問她1962年給中央的那份八萬字長信的抄本儲存情況，彭梅魁瞞著伯伯說：“燒了。”彭德懷用眼睛打量著彭梅魁，說：“這樣好，這樣好。”以後彭梅魁常寫信問伯伯好。1966年12月，彭德懷又把給毛主席寫的一封信抄了一份寄給彭梅魁，讓她儲存。此後，彭梅魁就再沒有收到彭德懷的信，不知道伯伯的情況。
2月底的一個晚上，監護點的兩個參謀按彭德懷告訴的地址來到彭梅魁家裡，交給她一封信。彭德懷在信中告訴彭梅魁，他已“被抓來北京”。“到京兩月，紅衛兵對我所追問者，還是廬山會議情形，此事無再談必要，仍如既往，服從中央決定。其他一切願受革命群眾審查，請你放心吧”。“今冬面板炎（痧疹）變為瘡疤，痛癢異常，近警衛部隊負責人派醫生專治，已見成效”。“在成都被抓時很急，未帶應用東西，僅穿著黑棉布衣服，現已破爛不堪，春暖後無法換洗”。“如景希珍在成都，請他找兩條短褲、上黑下藍那套布制服、襪子、布鞋，還要寄一點兒錢”。
後面署名是：伯父清宗。
彭梅魁激動極了，一個多月以來，她寢食不安，為伯伯擔心，今天總算有了下落。
3月6日，彭德懷和其他“犯人”被轉移到距五棵松不遠的羅道莊衛戍區幹部隊駐地監護。
大門口有守衛，“案犯”（《哨兵日記》上對被監護人的稱呼）門口各有一個哨兵，彭德懷屋內還設有一個哨兵。一言一行都被記錄在案。
到了羅道莊，彭德懷發現對他的看管更嚴了，自言自語：“我知道這裡不是營房，是班房”，“我是在這裡坐監獄”。冬日將盡，他還穿著那身破棉襖褲，無衣可換。他向哨兵要來一根針，一點線，自己補破襖。有時對著哨兵拍腿感嘆：“今年我已經撤職八年了，這八年白白地浪費過去了！”
3月19日，一個參謀拿著彭梅魁送來的衣物和水果來到彭德懷囚室。東西是由北京衛戍區司令部轉來的。參謀讓彭德懷簽收據，彭德懷在上面寫了“石穿”兩個字。
彭梅魁的物品給他帶來安慰，也帶來了希望。4月1日，他又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談被抓的經過和目前的情況。因報紙上有文章，不點名地說他到西南搞翻案活動，在這封信的最後，他向毛澤東宣告：“我到西南區頭7個月，大約走了20個縣市，15個工礦企業、區（雲南還未去），目的是想收集一些材料，做些研究，增加自己這方面的一些知識和提供領導參考，並無其他意圖。”
仍然沒有迴音。
4月20日晚，又提筆給周恩來寫信。稱呼“總理”，信中談四川石棉廠礦碴堆積在南岸，流失不少。他曾報告西南局領導人，此礦碴可加工成鈣鎂磷肥，成本低，肥效高，恐此事被擱置。“小事情本不應該打擾您，但我不知應告何人，希原諒！順祝您永遠健康！”下署名“石穿”。
彭德懷在囚室裡給毛澤東寫信，給周恩來寫信，給中央文革寫信，奇怪的是他沒有給“副統帥”林彪寫過信。
5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戚本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