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浮上來，和妻子閒談中常常半開玩笑地說要“解甲歸田‘”。1956年，以曾開墾南泥灣聞名的王震將軍被調往農墾部當部長。彭德懷笑著對王震說：“我則開三畝之荒，於願足矣！王鬍子，你的雄心比我大。”現在，他確實解甲了，何時歸田呢？他己經提出了這個要求，毛澤東沒有應允他，於是，學習反省之餘，他就在吳家花園的小片土地上耕耘起來。
隨彭德懷住進吳家花園的，有跟隨他多年的警衛參謀景希珍、秘書景魁英、司機趙鳳池、鍋爐工張來禮。這些人被告知仍留在彭德懷身邊工作，但要“劃清思想界線”。園內還住有一個警衛排，其任務是保衛加看守。
彭德懷似應在吳家花園閉門思過，因為他每邁出掛甲屯20號那個大門，警衛排就要向中南海作報告。從入城以來，領導人和住宅四周的群眾保持密切聯絡的環境不存在了，領導人之間的交往也少了，彭德懷總感到不自在。但現在，他走出吳家花園大門，發現自己又能回到群眾中去，特別是他熟悉的農民中間去。他在掛甲屯到處走，和村裡人親切地打招呼，誰要帶著好奇的眼光望著他，他就自我介紹：“我叫彭德懷，犯了錯誤。”開始，左鄰右舍還把他當大幹部、大首長，彭德懷進屋上炕，聊得很隨便。後來，孩子上前叫彭爺爺，大人就叫他老彭，和他無話不談。一天，彭德懷來到社員季秀蘭家，季指著門前的一片地說，這是生產隊1958年的試驗田，把好好的十幾畝稻子弄在一起，上面放了雞蛋也掉不下去，冒充畝產萬斤。彭德懷氣得直搖頭：“淨胡鬧！”
彭德懷在園內開荒種地，原為了自食其力，減輕人民負擔。季秀蘭的話使他想起也要種一塊試驗田。他收集報紙上介紹的增產措施；在園內小河邊開出一塊地，保證澆灌；封了自己有抽水裝置的廁所積攢糞尿；土地深翻，施足底肥；又找來良種密播，精心管理。麥子抽穗之後，他清早起身就去趕麻雀，還紮了兩個草人豎在地中心。麥子熟了，他到村裡邀來一位老農，老農十分驚訝地說：“老彭，你當元帥，還種得這樣好的麥子喲！我們莊稼人也比不上呢。”彭德懷請老農估產，老農搓了根麥穗在掌心一數：“嘿！你這一分地能打90斤。”
麥子黃了，彭德懷和工作人員一起，精收細打，一分地，正好90斤麥。彭德懷並不為他的豐收慶賀，他緊整一雙濃眉計算，集體大面積種植要達到他這一分試驗田的標準必定很少，即使如此，一畝也不過打900斤，一畝地按兩季收成，充其量不過2000斤。
對於那些高產的“神話”，現在他更有理由不相信了。
1960年，由於人禍加天災，全國工農業生產陷入嚴重困境。糧棉油大減產，原材料缺乏，許多建設專案被迫下馬，農村發生大面積饑荒。安徽、河南、甘肅等省發生了餓死人的慘劇。“大躍進”和“反右傾”的災難後果，終於使毛澤東改變方針和態度。1960年 11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人民公社當前政策的緊急指示信（簡稱《十二條》）。《十二條》的主要精神是糾正“左”的錯誤，強調人民公社當前應以“三級（公社、大隊、生產隊）所有，隊（生產隊）為基礎”為根本制度，堅決制止“一平二調”（指實行貧富隊拉平分配和無償呼叫生產隊的財產）的共產風。1961年1 月，中共中央舉行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批准了周恩來、李富春提出的對1961年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彭德懷從掛甲屯社員口中聽到了《十二條》的精神，和身邊工作人員談起來十分興奮。但不知什麼緣故，他沒有收到這個檔案。一天，他發現掛甲屯的牆報上貼出了《十二條》全文，就站在那裡一字一字地抄下來，仔細研究之後，寫了一篇《讀中共中央緊急指示信的筆記》。筆記寫道：
“讀了這個緊急指示後，感到基本上是好的，特別是重申糾正‘一平二調，共產風，退還農民自留地和房屋。這些具體措施，對於團結農民廠恢復生產，鞏固集體所有制，都會起到一定的作用，使我內心感到高興。”
但是，彭德懷還有不滿意之處，寫道：“緊急指示中，還沒有提出停辦公共食堂，而且還在強調公共食堂。因此，這個錯誤還不能得到糾正。”
他認為：“現在的公共食堂制，是在所謂‘吃飯不要錢’的幻想上產生的，是潛存著共產主義庸俗化的觀點，是超脫現階段生產力的分配形式。”“如不立即停辦……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是調動不起來的，並將繼續遭到一些不必要的破壞。”
他認為：對1958年以來由於急躁冒進所造成的國民經濟比例失調，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