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路線之爭”的重大問題。更有人以先知先覺的姿態站出來說：“我早就說過，彭總的信不是個別詞句問題，而是總的精神上有問題。”
不論批評者講得怎樣嚴重，這一時期批評的範圍，還僅僅是限於彭德懷那封信的本身。多數人仍然是懷著對這位戰功卓著的開國元勳的敬佩之情，對他進行同志式的批評。
在7月26日的小組會上，彭德懷作了第一次檢查。他承認由於個人思想存在的片面性，7月14日那封信對“如何肯定大躍進的偉大成績和正確地研究經驗，看法上是有錯誤的”。產生錯誤的原因，主要是“思想落後於實際，對全面情況瞭解甚少”。談到寫信的動機，彭德懷說：
“當時我只感到這次會議，對經驗教訓方面探討得很不夠，簡報上幾乎看不到不同意見，會議上空氣有些沉悶，於是思想上產生了急躁情緒，擔心這樣下去錯誤可能還會重複，不利於今後的躍進。特別是聽說會議15日就要結束了，心情更加急切。為了讓主席注意這一情況，就在13日給主席寫了那封信。我感謝主席的嚴正批評，糾正了我這一錯誤。”
彭德懷再次說明：“那封信，當時考慮只是供主席作參考用的，寫得很倉促，信中不合邏輯，字句不妥之處甚多，提出的一些問題也沒有交代清楚。如信中的‘有失有得’、‘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緊張，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等提法，都是不妥或錯誤的。”特別對“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一提法，彭德懷著重作了檢查。他說，這一說法“打擊了群眾的積極性，也打擊了幹部的積極性”。
彭德懷在檢查的最後說：“這次會議意義十分重大，對我教育很大，現在會議快要結束了，建議中央辦公廳會後將我7月14日給毛主席的信收回，存入中央檔案，作為我今後思想檢查的資料。”①
對彭德懷的這個檢查，多數發言表示諒解和贊同。具有長者之風的朱德，認為一向倔犟的彭德懷能作這樣一個檢查，已屬不易，對寫信問題的批評應該到此告一段落了。朱德說：“彭總髮言的態度好，我相信他是暢快的。彭總的發言中有一句話，‘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是農民意識。在座的天天在前進，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觀性，片面性就是這樣來的。大家對彭總的批評是對的，彭總今天對大家的批評也比較聽得進去了。過去就聽不進去，談起來就吵。我相信經過這次會議，統一了思想，統一了認識，就不會把錯誤當作包袱背起來了。”
朱德在另一次發言中又說：“彭總的一個缺點，是有股傲氣，今後應注意改掉。生活方面，注意節約，艱苦卓絕，誰也比不上他。只要能糾正錯誤認識，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這隻表現了朱德的良好願望，他對會議形勢的估計過分樂觀了。
彭德懷作過檢討，回到住處，情緒沮喪。後來他在筆記中寫道：“7月26日，我出席了小組會，對我7月14日信內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作了檢討。主要說明這個提法是對革命群眾熱情潑了冷水，對‘浮誇風吹遍各地區、各部門’、‘比例失調’，也講得嚴重了些。其實這些檢討是言不由衷的。”“我在小組會上作了言不由衷的檢討之後，心情十分不安，多麼難過啊！真如萬箭穿心似的。”
從他的筆記中可以看出，他的不安，他的難過，是擔心這個檢討會助長毛澤東對形勢的錯誤看法，因而產生更加嚴重的後果。他想再去找毛澤東面談一次，說明“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提法是錯誤的，他可以作檢討，“以便轉彎”。為的是他還想著重告訴毛澤東，現在的形勢不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問題，缺點已是兩三個指頭的問題；工作上的主觀主義是嚴重的，對於群眾的命令主義已成風氣。切不可由於他的檢討而放鬆對這類錯誤的糾正！可是，他最後還是沒有再找毛澤東去談，因為他想：“這些意見不是已經概括在7月14日的信上了嗎！現在要開八中全會，把我這封信當作反黨綱領，事先也沒有找我談一下。這時再去找主席談這些，是毫無益處的。”最後還是打消了去談的念頭。
在中國共產黨黨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中，有一句眾所周知的話，叫做“對事不對人”。但在7月26日，會議傳達了毛澤東的一條指示：事是人做的，不僅對事，也要對人。要劃清界線，問題要講清楚，不能含糊。
就在指示下達的同一天，毛澤東寫了一篇兩千多字的《對於一封信的評論》，印發給到會人員。寫信的人名叫李雲仲，原是國家計委的一個副局長，不久前調任東北協作區委員會辦公室綜合組組長。他在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