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用鐵器缺乏，等等。這都是要重新考慮的辦法。
在根據地，曾以合作社經濟取代傳統商業，來收購土產與城市進行交換。經過一段時間，這種作法也出現了問題：排斥商人活動，本意是要減少農民所受的中間剝削，結果合作社成了官辦，不能深入山區村戶組織土產出口，進口的貨物也多系機關部隊的需要，反而助長了走私活動，苦了農民。走私活動還助長了奢侈品的入口。
總結各方面的經驗教訓，彭德懷提出在根據地邊境建立關稅制，實行對外統制貿易和對內貿易自由，並制定了一套原則：出入口貨物對我利大者、對敵利小者輕稅；對敵我均利者，斟酌需要及緩急，課以較重之稅；對敵利大、對我利小者，則課以重稅50％一100％ ，直至禁止入口。
在根據地內實行貿易自由，恢復商販的活動，保障商品所有者的財產權，取消苛捐雜稅，允許自由經營；但堅決反對一切利敵行為，如走私、販毒、套取外匯等黑市活動。
彭德懷在實踐中，逐步形成了指揮這一場對敵貿易戰的指導思想：透過統制貿易，用政治力量與經濟力量的有機結合，組織物資去衝破敵人的封鎖，開展對敵鬥爭。1942年夏，彭德懷在回顧太行區5年來貿易鬥爭的經驗教訓時說，敵佔區亦是我們的同胞，我們的群眾，和敵佔區完全斷絕來往，是不可能而且是有害的。敵佔區只是某一段時期為敵暫時佔領，這不可能根本改變華北各地區經濟的歷史關係和相互依賴的歷史規律。我們應當透過貿易戰，有計劃地組織對我有利的物資交流，維護群眾的經濟利益，去發動群眾來反對敵寇的經濟掠奪，才能打破敵人的封鎖政策。他反對關門建設和以封鎖對封鎖的做法，說：這種做法造成的根據地財富的損失，比人們容易見得到的敵“掃蕩”造成的損失，還要大許多倍。
人們很難想象叱吒風雲、決戰疆場的彭大將軍，為解決八路軍的供給，建設根據地的經濟，付出了多大心血。1937年秋，彭德懷往來於同蒲、正太、平漢各線，跋涉於恆山、五臺山、太行山之間，他的目光就不限於戰場。他留意到，民眾在日軍的肆意劫掠下，將手中物資紛紛拍賣，換取現金逃難；富商大賈先將存貨轉至山區鄉村，見政府軍不斷撤退，又爭先拋售，因而山區物價反低於戰前，貨源也較戰前豐盛。當年12月彭德懷回延安開會，途經臨汾南下，又見汾河兩岸農民爭售糧棉，棉花每斤八、九分錢，1元錢足可購得12斤新棉；糧價比棉價還要賤。隨行的人說，山西真不錯呀，東西又多又便宜。彭德懷說，山西固然比陝北富庶，但糧棉如此之賤，卻是反常現象。現在日本帝國主義意在速戰速決，政府軍對支援華北並無信心，群眾對戰爭又沒有經驗，注意力都不在物資上，倒是我們應抓住這個機會。
從風陵渡換車到西安，彭德懷馬上給朱德、任弼時、毛澤東報告這一情況，準備從八路軍經費中擠出10餘萬元收購糧棉。其後，又囑咐部隊在用兵之際，注意收集糧食儲藏於山地，以備持久。
1938年春，日軍在佔領較久的冀中地區徵購戰略物資，散駐之敵開始四出掠糧。朱、彭於指揮東路軍作戰、戎馬倥傯之際，注意到敵人這一動向，立即下達命令，要八路軍各師“用一切方法與努力，將鐵路兩旁之糧食搬入山地”“盡力購買醫藥、通訊器材、布匹、棉花，妥為儲藏”。特別是提醒聶榮臻領導的晉察冀區“在由娘子關到門頭溝的六、七百里大山中，分段儲存各種軍需品”指示一二九師劉伯承，務將儲存戰略物資的山內公路銷燬。
1938年，華北全區風調雨順，農業豐收，雖然遭受戰爭的嚴重破壞，由於八路軍先敵一步，使大批社會物資不致落入或毀於敵手，而支援了華北敵後軍民的抗戰。這一點，無論是蔣介石的中央軍，還是閻錫山的晉綏軍或其他進入華北的抗日軍隊，是既沒想到也做不到的。
從現存的電稿中，可以看到經濟問題是怎樣牽繫著彭德懷。
1939年2月，彭德懷為解決“磨擦”問題赴河北。24日晚，由陳賡部護送，透過敵人的嚴密封鎖線，進入冀南。就在中央和總部都在等候他安全透過封鎖線的訊息之際，彭德懷卻利用行路時間籌劃著一件事。進入安全地帶，他就報告延安和總部：估計4月份敵將大舉進攻長治，須動員部隊幫助群眾提前春耕，免受損失。又建議組織醫院、學校、工廠、機關人員利用時間開荒。他計算可能增產瓜菜15萬擔（150萬斤），馬料50萬斤。如此，在困難時不發馬料、菜金亦能堅持戰局。
3月，彭德懷在從冀南返總部途中，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