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利時機，給紅軍以後的作戰帶來了困難。這次戰役的失利，主要是錯誤的戰略方針導致的。彭德懷在《自述》中對贛州戰役的經驗教訓作了深刻的闡述：“正處在一二八事變的形勢下，應當高舉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旗幟”，“紅一方面軍主力應當開向閩浙贛邊區，以援助上海抗戰，組織抗日力量，開展政治攻勢，揭露蔣介石一切賣國陰謀”。“我在當時沒有這種認識，……只想開啟贛州，解放贛南，聯絡湘贛邊區，鞏固後方，保證瑞金（中央所在地）安全，然後再行北進。這樣片面的想法，顯然是脫離了當時客觀政治形勢的”。
3月中旬，彭德懷在贛縣江口圩參加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會議在關於紅軍行動方向問題上發生了分歧。毛澤東提出紅軍主力應向敵人統治比較薄弱、黨和群眾基礎及地形條件有利的贛東北方面發展，在贛江以東、閩浙沿海以西、長江以南、五嶺山脈以北的廣大地區開展工作。中央局的多數委員堅持紅軍主力夾贛江而下，奪取贛江流域的中心城市，以紅一、五軍團組成中路軍（後改為東路軍），以紅三軍團、紅十六軍組成西路軍，積極向外發展，分途作戰。雙方意見相持不下，爭論激烈，彭德懷支援了中央局多數的意見。
江口會議後，東西兩路軍分兵作戰兩個多月，東路軍取得漳州戰役勝利，西路軍到河西上猶、崇義湘贛邊活動。兩路軍會合後，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繼而連續進行了南雄水口戰役，樂安、宜黃戰役，建（寧）黎（川）泰（寧）戰役，金（溪）資（溪）戰役，開闢了幾個縣的新蘇區，使中央革命根據地與紅軍得到發展。但預期奪取中心城市，實現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和以進攻戰略打破敵軍“圍剿”的設想，都沒有達到目的，反而消耗和疲憊了自己，失去了進一步鞏固、發展紅軍和蘇區根據地的有利時機。實踐證明毛澤東的意見是正確的，彭德懷以後坦蕩承認了自己的錯誤。
9月，紅三軍團回師寧都，在歸途中發生了郭炳生事件。郭是彭德懷在湘軍當兵時的老班長、救貧會員郭得雲之子。郭得雲病逝後，其子郭炳生由彭德懷照顧長大，參加了平江起義，從戰士逐步晉升為紅二師師長。郭炳生受敵人誘惑，受不了紅軍戰鬥生活的艱苦，趁部隊開拔之機，拉走一個團和師特務連去投國民黨。二師政委彭雪楓聞訊趕去追回了一個團。郭炳生帶特務連跑掉。以後，郭又被國民黨殺掉。
郭炳生的叛逃使彭德懷非常震驚，也十分痛心。
15年後，彭德懷的侄兒彭啟超參軍到延安，第一次和伯伯見面，彭德懷就告誡侄兒要永遠忠於革命，“如果有二心，我就親手斃了你！”“如果我反對革命，你也可以斃了我！”乍聽此言，似覺過分，實際就是郭炳生叛變在他心頭留下的隱痛引起的。
蔣介石結束對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據地的“圍剿”後，於1933年1月，調遣30多個師的兵力，分左、中、右3路，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第四次大規模“圍剿”。何應欽任總司令，陳誠任中路軍總指揮。中路是“圍剿”主力，約16萬兵力，組成3個縱隊“分進合擊”，企圖在黎川、建寧地區一舉殲滅紅軍主力，摧毀中央革命根據地。
這時，毛澤東因受“左”傾錯誤領導的排擠，離開了紅軍。中共臨時中央在上海站不住腳，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不僅在政治上全面推行“左”傾路線，而且強令紅軍執行“左”的軍事方針。
2月初，紅一方面軍進圍南豐，拉開了第四次反“圍剿”的戰幕。南豐城位於江西省東部，撫河西岸，是國民黨軍從撫河戰線進攻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據點，由陶峙嶽第八師5個團駐守，城牆堅固，上有炮樓，城內外修築了許多堡壘工事，很難接近。2月12日，紅三軍團強攻一夜未克，第三師師長彭鰲和兩個團長陣亡。紅軍圍攻南豐時，敵中路軍一、二縱隊來援，企圖合圍紅軍於南豐城下。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和總政委周恩來親自到前線視察，改強襲為佯攻，從南豐撤圍。命一部紅軍偽裝主力東渡撫河，向黎川方向前進，造成敵的錯覺，而紅軍主力迅速秘密轉移到廣昌西北待機，紅軍轉被動為主動。
果然，敵軍以為紅軍主力已轉到黎川地區，命中路軍向黎川、廣昌迅速推進。2月27日，敵軍五十二師進到黃陂以東一帶大山中。中革軍委決定紅一方面軍主力出擊。紅一軍團將敵行軍縱隊攔腰切斷，迅速將敵師部和一個團殲滅。第二天拂曉，彭德懷指揮紅三軍團乘大霧迷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從右翼繞到敵後背側，突然發動進攻，一下子衝到敵旅指揮所，經數小時激戰，殲敵一個旅。紅軍繼續從四面向敵進攻，將亂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