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1月召開的西北野戰軍黨代表會議上，彭德懷曾回顧道：當我回到延安，在王家坪開會，中央命我負責西北。有的同志說，隊伍只兩萬多人，是不是太少了呢？我在會上講了，不是人少的問題，問題在於我能不能代表這兩萬多人的勇敢，做他們的表率。
3月18日，胡宗南部兵臨延安城下。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仍在王家坪。彭德懷把毛澤東的警衛參謀和警衛排長叫到他的窯洞裡，神情十分嚴肅，鄭重地對他們說：現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都關心黨中央、毛主席的安全，很多同志希望毛主席早過黃河。可是毛主席不同意，不願在敵人打來的時候離開陝北人民，而要留在陝北指揮作戰。你們是直接保衛黨中央、毛主席安全的戰士，一定要保證毛主席的絕對安全。最後，又斷然囑咐：“毛主席一向不顧自己，必要時，你們抬也要把他抬走！”
當天下午，中央和中共西北局的部分成員，在王家坪毛澤東住處的窯洞裡開會，研究撤出延安後的工作和西北野戰兵團的作戰部署。10年來，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而現在就要告別了。毛澤東和大家一樣，心情很難平靜。會後，彭德懷、習仲勳等再三催請毛澤東啟行。直到黃昏，毛澤東才走出窯洞，對彭德懷說：“胡宗南佔領延安，也挽救不了蔣介石滅亡的命運。”他伸出一個指頭對著彭德懷，又說：“你只要1個月能消滅敵人1個團，不用3年就可以收復延安。”隨後，毛澤東和周恩來等離開王家坪，坐汽車經飛機場、橋兒溝、拐峁，沿鹹（陽）榆（林）公路向東北轉移。
彭德懷和習仲勳送走毛澤東、周恩來，轉回王家坪住處，第一縱隊司令員張宗遜、政委廖漢生等著彙報情況，接受任務。彭德懷對心情沉重又焦急的指揮員們說：要告訴我們的幹部和戰士，放棄延安是中央和毛主席的決定，是暫時的。我們的指戰員對黨中央、毛主席感情深，就應該聽毛主席的話，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把胡宗南放進來，正是為了消滅胡宗南。
彭德懷派人繼續瞭解延安機關和群眾的疏散轉移情況，又親自到楊家嶺等地進行檢查。他按照黨中央、毛主席的意圖，“同前方部隊首長都通了電話，規定了撤退路線，告訴了意圖和撤退時間”①。這時敵人離延安越來越近，槍炮聲清晰可聞，而這位沙場老將仍然鎮定自若。參謀長張文舟說：“撤電話吧！”彭德懷答：“不忙！我們高階機關撤得早，下邊也就撤得早，這對監視敵人不利。”
夜裡，槍炮聲越來越緊，敵人的炮彈已經落到延安城東的飛機場，從王家坪順大路往東撤走已經很難了。周圍的人又焦急催促。彭德懷環視了一下身邊的人，說：“你們不要催，延安不是平常的地方，這一撤退，對部隊和群眾都有很大影響。我們的指揮機關一定要堅持到最後，這樣大家心裡才穩當。”直到19日拂曉，在一切部署停當以後，彭德懷在窯洞裡踱了一圈，伸手摸了摸桌子、椅子和床板，然後把手一擺，說聲：“走！”即率領西北野戰兵團的指揮機關，從王家坪後溝一條小路翻過山頭，向東北方向走去。這條小路，是彭德懷平時散步時發現的。這種隨時留心對地形、道路的觀察，可說已經成為他的習慣。
巍巍寶塔山，清涼的延河水，銘刻著革命的深情。那一排排窯洞，留下了無數革命者的辛勞汗水和前進的腳印。一旦離開它，誰的心情不沉重！一路上，彭德懷發現有的幹部很悲痛，有的沉默不語，有的頻頻回首，眺望朦朧中的寶塔。彭德懷邊走邊沉思著，不時對大家說：“延安撤得好，把胡宗南引進來了。我們這裡雖然苦一點，晉南陳賡那裡卻減輕了負擔，可以放手發展。”
“胡宗南志大才疏！不要看他這麼瘋狂，趕得我們丟了老家，還得走夜路。敵人佔領延安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們還要回來的。”“延安是我們的，誰也搬不走；不久全中國都將是我們的。”他的話把大家的情緒鼓了起來。
20日中午，彭德懷率領指揮機關抵青化砭西北的梁村。他在這裡召開司令部全體人員會議，正式組成西北野戰兵團指揮機構，張文舟和王政柱分任正副參謀長，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劉景範兼野戰兵團後勤司令。司令部工作人員共五六十人。
在廣闊的西北戰場上，彭德懷率領著這樣一個精幹的、高效率的司令部，指揮不到3萬的英勇子弟兵，開始了萬里轉戰的壯舉。
第16章 三戰三捷
國民黨胡宗南部在3月19日佔領延安後，蔣介石得意忘形，21日致電嘉獎胡宗南，並授以二等大綬雲麾勳章。5月15日，蔣介石在南京對其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