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被定為“壞片子”，是宣傳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我這一次幸逃劫難，然而我卻高興不起來。
批判之風一起，便決不會僅僅限於《武訓傳》，跟著來的是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我不知道為什麼首當其衝的竟是俞平伯的對《紅樓夢》的研究，我自己雖親自參加了這一場聲勢也頗為浩大的批判。但是，我對幕後的活動並不清楚，估計也有安排，什麼人發動，然後分派任務，各守一方，各司其職。最後達到了批倒批臭的目的，讓所謂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成為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
批判一經開始，便不會自動停下，它會像瓜蔓一樣，四出蔓延。大概是因為胡適也研究過《紅樓夢》，於是首先就蔓延到胡適身上。儘管他當時並不在大陸，而是在臺灣或者美國。搞一個缺席批判，也無不可。許多學人一哄而起，對胡適的方方面面都批判到了。因為他本人不在現場，人們批判起來，更用不著有什麼顧忌。用的方法同以前一樣，捕風捉影，無中生有，刀筆羅織，無限上綱。大家共同努力，演了一出殺雞給猴看的鬧劇。這場批判後來又擴散開來，牽涉到了許多有影響有造詣的著名學者，但並沒有形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因為，達到被批判的水平並不容易，必須有相當高的學術地位，才有入選資格。儘管如此，一部分自認為有候選資格者，心中總是忐忑不安，空中好像懸著一把達摩克里斯劍。
我的學術研究
我在上面講到了批判和開會，批判除了寫文章以外，就是開會，開會與批判緊密相聯，於是無日不開會矣。詩人馮至套用李後主的詞，寫了兩句話：“春花秋月何時了？開會知多少。”從中可見當時我們的心情。
我工作的單位是在學術界和教育界。可哪裡有時間來進行學術研究呢？我在下面把我的學術研究的“成績”逐年寫一下。
一九五零年
一整年，我只寫了兩篇文章。
1�《紀念開國後第一個國慶日》
2�《記〈根本說一切有部律〉梵文原本的發現》
沒有一篇學術論文，這一年等於一個零。
一九五一年
這一年，我寫了八篇文章。漢譯*《論印度》出版。
1�《〈新時代亞洲小叢書〉序》
2�《語言學家的新任務》
3�《介紹*〈印度大事年表〉》
4�《從斯大林論語言學談到“直譯”和“意譯”》
5�《對於編修中國翻譯史的一點意見》
6�《史學界的另一個新任務》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回到祖國（11）
7�《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翻譯）
8�《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翻譯）
也沒有一篇學術論文，這一年又是一個零。
一九五二年
這一年只寫了一篇文章。
《隨意創造複音字的風氣必須停止》
這一年當然又是一個零。
一九五三年
這一年寫了兩篇文章。
1�《學習〈實踐論〉心得》
2�《紀念*的〈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著成一百週年》
一九五四年
這一年寫了三篇文章。
1�《中國紙和造紙法傳入印度的時間和地點問題》
這是頗費了一些力量才寫成的一篇論文，其來源應該追溯到前面“出路的表現”一節中去。在那裡，我講到了回國以後，舊業無法進行，只好另尋出路，出路之一就是從事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而且我還想糾正“一頭子買賣”（one…way traffic）的說法，所以努力尋找中國對印度的影響。
紙和造紙術是中國發明的，連最有偏見的外國學者也不敢有異辭。在印度，文字的發明創造遠較中國為晚。有了文字以後，文字是刻在銅板或鐵板上，但最常用的是一種樹葉，中國稱之為“貝葉”，“貝”是“貝多羅”（pattra）的縮寫，這個字本身就有“樹葉子”的意思。
我從紙在古代西北一帶傳播的情況講起，一方面根據中國古代文獻，一方面參考考古發掘的結果，而以後者為主，因為考古發掘出來的紙是最過硬的證據。我講到敦煌和甘肅西部，講到新疆的樓蘭、吐魯番、高昌、焉耆、庫車、巴楚、葉爾羌、和闐等地，在這些地方都發掘出來了質地不盡相同的紙。然後又越出了國境，講到中國紙傳入波斯（伊朗）和*國家的情況。最後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