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畢業以後，我萬般無奈回到濟南省立高中，當了一年國文教員。當時有一個奇怪的邏輯：寫上幾篇散文什麼的，就算是作家；只要是作家，就能教國文。我就是在這樣邏輯的支配下走上了國文講臺的。我能吃幾碗乾飯，我自己心裡有底兒。留學鍍金之夢未成，眼前手中的飯碗難捏，因此終歲鬱鬱寡歡。誰料正在這個關鍵時刻，命運之神——如果有這樣一位神靈的話——又一次來叩我的門：我考上了清華大學同德國協議互派的交換研究生。這第二次機遇的意義決不下於第一次。如果沒有這一次機遇的話，我終生大概只能當一個手中飯碗隨時都搖搖欲墜的中學教員。至於什麼學術研究，即使真如我在上面所說的那樣有一個“軔”，這個“軔”即使“發”了，科研之車走不了幾步，也會自動停下來的。
我於一九三五年夏取道西伯利亞鐵路到了德國柏林，同年深秋到了哥廷根，入哥廷根大學讀書。哥廷根是一座只有十萬多人口的小城，但是大學卻已有五六百年的歷史，歷代名人輩出，是一座在世界上有名的大學。這一所大學並沒有一個固定而集中的校址，全城各個角落都有大學的學院或研究所。全城人口中約有五分之一是流轉不停的大學生。
德國大學有很多特點，總的精神是絕對自由。根本沒有入學考試，學生願意入哪個大學就入哪個。學習期限也沒有規定，也無所謂畢業，只要博士學位拿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