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服從於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於是兩路兵馬，背道而馳。
第八部分：黨的領袖林育英鼎力支援毛澤東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林育英出現在陝北。他出席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陝北瓦窯堡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林育英除了傳達共產國際“七大”精神之外，明確表示支援毛澤東。林育英既是毛澤東的老朋友，又跟張國燾有著患難之交，而這時他是共產國際特使。中共中央決定，由林育英出面，以共產國際派員的身份，對張國燾進行說服工作——張國燾不服從中共中央，對共產國際總應服從了吧。
林育英在中共黨內，具有很深的資歷。曾任中國共青團書記的林育南，就是他的胞弟。林育南還是中國蘇維埃中央準備委員會秘書長。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的那次突遭國民黨特務大搜捕時，林育南在上海東方旅社被捕。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林育南死於上海龍華刑場。林育英早在一九二二年二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跟惲代英、陳潭秋過從甚密。一九二四年秋，他和李求實一起到莫斯科共產主義大學學習。翌年回國，化名林春山，先在上海工作，不久出任中共漢口市委書記。當毛澤東上井岡山時，他是中共湖南省委成員，兩人結下友誼。此後，他又在上海、東北從事秘密工作，出席過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一九三○年十二月，他在撫順的火車上遭捕。寒天臘月，他被泡在冰水中受刑，仍堅不吐實。在獄中十三個月，遭受百般折磨，以多病之身獲釋。他被中共送往莫斯科，一邊治病，一邊擔任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此時，他擔當起說服張國燾，防止中共大分裂的重任。他以共產國際特派員的身份，不斷給張國燾發電報，進行說服工作。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這樣記敘：
林育英到達陝北後，立即致電給我，大意是：他和王明等曾參加一九三五年七月間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大會對中國問題的討論，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策略的決定。他奉命攜帶密碼，經蒙古來尋找紅軍，已於某日到達陝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擬由陝北繼續到川康地區來，與我和其他同志會晤，但因交通阻隔，尚不知能否如願等語。
我接到這個電報，一時喜出望外。立即回電表示欣慰，並請他暫留陝北，以免途中遭受襲擊的危險，彼此可用電訊商談各項問題。林育英同志系湖北籍的知識青年，林彪的叔父（應為林彪的堂兄——引者注），他和他的弟弟林育南曾與我共過患難。他於一九二二年參加中共後，即隨我從事職工運動，也曾在漢口一間工廠裡做工。一九三三年他代表中國工會到莫斯科，參加赤色職工國際工作，成為中共中央駐莫斯科代表團的一員。他回陝北後，為了保密的理由，他用“張浩”的名字出現。
接著，林育英的電報源源而來，主要是告訴我們共產國際改採新政策的經過，並提出黨內團結的步驟……林育英那“源源而來”的電報，迄今仍可從檔案中查到。如其中的一份，全文如下：
請轉電四方面軍國燾同志：
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我已會著毛澤東同志，詢問一、四方面軍通電甚（少），國際甚望與一、三軍團建立直接的關係，我已帶有密碼與國際通電，兄如有電交國際弟可代轉，再者我經過世界七次大會（指共產國際“七大”——引者注）對中國問題有詳細新的意見，準備將我所知道的向兄傳達。
林育英十六日九時據考證，這“十六日”應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從電報中可以看出，林育英是以“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出面的，而且他“帶有密碼”，可以在陝北與共產國際直接通電報。密電碼是劉長勝帶回來的，他稍晚於林育英從莫斯科到達陝北，從此陝北與莫斯科有了電報聯絡。這樣，張國燾也就致電林育英，稱“黨中央表示一切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雖然張國燾仍堅持他那個“中央”是“黨中央”，但已願“一切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經過電報一次次切磋，林育英告訴張國燾，“共產國際完全同意於中國黨中央（指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引者注）的政治路線”，“兄處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指共產國際代表團——引者注）”。這麼一來，張國燾不得不取消他那個“中央”。如他在回憶錄中所寫：他們（指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引者注）既與共產國際聯絡上了。我們也就不必舊事重提，斤斤於誰是誰非，大家團結要緊。
這樣，中共避免了大分裂，紅軍避免了大分裂。
一九三六年六月，賀龍、任弼時所率紅二、六軍團改編為紅二方面軍，與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