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用這樣的簡單原則一劃分，就把洪秀全這樣的邪教加痞子造反，也列到農民革命中去了。
我今天敢於提出這樣的看法，當然不是腦子一熱信口雌黃，而是有我自己的認識基礎的。還是那句話：一個社會中，某一部分與當今時代思想意識不同的人，特別是形成幫派或集團的人，他們要把歷史推向前進還是拉向倒退，他們帶給人民的是幸福還是災難，是判斷黑道還是白道的主要標準。白道意味著科學、進步、民主、正派、光明；黑道意味著迷信、落後、愚昧、專制、黑暗。
根據這樣的認識，不妨可以這樣說：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儘管也號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實際上卻是江青和康生之流的娼妓和特務分子在操縱，是地地道道的黑道當政，是變相的黑社會勢力在大陸死灰復燃。中國共產黨黨內有派，這不是秘密。遺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先進的革命派被打倒了，落後的反動派篡奪了黨政大權，把一個革命的政黨，幾乎變成了封建幫派。他們的統治，其實是黑社會幫派式的統治，他們才是真正的“黑幫”。我這樣說的根據：第一，它充滿了迷信、落後、愚昧、野蠻、專制和黑暗。所謂革命造反派的頭頭，有的本身就是地痞流氓，他們完全繼承了封建幫主的那一套，其所作所為，包括組織系統、等級制度、家長式統治、獨斷獨行、飛揚跋扈、以強凌弱、打擊異己、瘋狂報復、殘酷的非刑……等等一系列表現，完全是黑社會幫派式的。有許多連黑社會幫派都做不出來的事情，他們都做得出來，甚至公開喊出“紅色恐怖萬歲”的口號，給黑社會幫派的形式披上一件“革命”的合法外衣，行黑社會幫派體系統治之實。第二，整個“文化大革命”，只有極少數的幾個人從中得到好處，而給絕大多數中國人帶來的只有痛苦和災難。第三，它的流毒與惡果，將影響中國兩代到三代人的素質與社會風氣，今天中國大陸出現了黑社會性質的各種犯罪團伙，正是這些黑幫們的流毒，有的就是他們直接培養扶植起來的。
這樣的論點，當然也只是我一個人的，別人，特別是大陸的人，還沒有也不敢有這樣尖銳的提法。
我這樣籠統地、抽象地說，對你這個從來沒有到過中國的人來說，未免太空洞、太遙遠也太難以理解了。還是結合我自己本人的故事，跟你形象地說明吧。
我祖籍中國江南山區，世代務農。我祖父從小天資聰穎，是吳家唯一的一個讀書人。他青年時代，思想進步，暗中參加了孫中山先生髮起的同盟會，辛亥革命中組織光復軍，參與了江南一些城市的光復。辛亥革命後在當地軍政府工作了一個時期，不久就繼續上大學唸書。二十年代從政法大學畢業後，又參加北伐軍，當上了團黨代表，一直打到了北京。北伐完成後定居上海，掛牌當律師。抗戰軍興，我爺爺自己奔赴抗日前線當軍法處處長，讓當時正在工學院唸書的兒子也就是我爸爸投筆從戎，報考中央軍校。為了報效祖國，父子兩人幾乎同時投軍，上了前線。抗戰勝利以後，父子二人又先後退伍，我祖父繼續當律師，我父親在一家工廠當技術員。1949年新中國成立，私人開業的律師被取消了。好在我爺爺是民主人士，又是法律界的名人，政府部門組織他學習了一段時間，就被安排在上海市法律顧問處當律師。我爸爸在廠裡也有創造發明，升任了工程師。1952年，我在上海出生。我媽媽是個女醫生。
從哪一個角度說，我家都是革命的，進步的。至少不是反動的。
但是我外公家是地主。其實地也不多，就二十多畝。在中國江南，土地雖然比不上湄南河三角洲，也還是比較肥沃的，每畝地能收租谷500 市斤，合250 公斤。全部租谷，一共五噸，一輛大卡車就運走了。這點兒糧食，對已經從經營土地發展到經營工商業的江南地主來說，不算一回事兒。因為我外公主要靠在縣城開布店和織布廠賺錢。
我還有個舅舅，也是抗戰期間投筆從戎的，本來在部隊裡當軍需主任，抗戰勝利後在武漢當某軍的留守處處處長。是他先認識我爸爸，後來才把他妹妹也就是我媽媽介紹給我爸爸的。1948年5 月，我爸爸和我媽媽在上海結婚。1949年4 月，我舅舅奉命撤退到臺灣。後來退伍了，在九龍開了一家飯店。1950年江南開始土地改革，我外公把全部土地都主動交出，被評為“開明地主”，沒有受到鬥爭。他覺得自己年紀已經大了，戴著一頂地主帽子，生意也不好做，兒子在臺灣，沒有任何訊息，女兒在上海，即將生育，正寫信來要老伴兒到上海照顧她。於是他乾脆把布廠和商店都關了，在1952年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