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解釋和指示，但中國是單一制國家，我們的省高院在遇到法理分歧需要解釋時，會直接請示最高法院出具回函而我現在這個案子，有充分的把握在二審中爭取到最高院的解釋回函……”
馮見雄先解釋了一番體制的差異，隨後把冗長的案情和盤托出。
一開始，亨利。普洛夫還保持了基本的禮貌和耐心，但是隻聽完前兩分鐘他就有些不耐煩。
幸好，馮見雄對節奏把握得不錯，察言觀色的能力也可以，他恰到好處地插敘了一段對蘋果公司的法理博弈，把對方的注意力重新拉了回來。
“居然在中國，也有人針對蘋果公司的ios壟斷問題展開挖掘？還找到了‘侵犯使用者對硬體財產權的支配’這個法理學高度？妙啊！”
亨利。普洛夫一下子就代入了進去。
事實上，對蘋果公司霸道行徑的狙擊，eff基金會早就有在串聯，也進行過一些反撲。
但是，都沒上升到足夠有力的反證高度，屬於零敲碎打。
至於eff基金會為什麼會對蘋果公司不依不饒，外人固然是不得而知了。這裡面谷歌的人有沒有下血本，又或者是基金會本身代表的智慧財產權綠世界利益，是否被蘋果傷害了……那都無法揣測的。
不過毫無疑問，eff基金會是不希望透過“閉環的系統”這種模式來實現反盜版的。
因為閉環系統這種做法，往大了說，或者往正面說，叫“減少了系統風險的複雜度”，但反面來說，也造成了“使用者選擇的不自由”。
站在基金會和律師界的角度，要拼命鼓吹的當然是“不自由”。
這句話是沒問題的。
但，也是與律師界的利益相符合的。
如果，都靠“閉關鎖國”解決盜版問題，那智慧財產權官司起碼少掉一大半。
大家都不惹事了，還打什麼官司？
要知道，美國的律師業產出（這裡是廣義的，也包括掮客和諮詢公司），可是佔到國家gdp總量的將近10％。
在美國，每300個人就要養一個律師。而中國是2萬多人養一個律師兩國的人均律師佔有率，相差了70倍。律師業的gdp佔比，也相差了100多倍。
憑良心說，中國的律師確實是少了，很多利益沒人去規範和維護。但美國的律師，毫無疑問是過多了，以至於這個行業開始裹挾著政治和經濟，往“養賊自重”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根據很多第三方中立國家（主要是德/法/日）的社會學研究，一個國家如果可以做到大約每三五千人口裡有一個律師，才是最兼顧公正/自由/效率這三項法益的模式。
律師再少的話，司法效率是高了，但是粗製濫造就多了。
律師再多的話，自由公正是容易博弈了，但司法效率過低，而且有過度訴訟、“養賊自重”的風險。
這也是為什麼國內的法理學考試，總是說效率/穩定是第一性的法益訴求，公正和自由都得靠後，但美國卻反過來。
說到底，當你要為一個‘兩萬多人才有一個律師’的體系辯護時，你就得說“秩序/效率”是最重要的，這樣你的架構才有正當性。
而當你要為一個“三百人就有一個律師”的體系辯護時，當然要無所不用其極地為“自由”鼓吹如果“自由”沒那麼重要、沒重要到犧牲多少效率都換不來的程度，你憑什麼讓美國人民相信“我們每三百個人就得養一個律師”是心甘情願的？
於是乎，本來應該在智慧財產權保護領域針鋒相對的中美雙方律師業，在對付蘋果公司這個細分案件上，卻出現了微妙的利益統一。
多少年了，本來都是中方追求“不能為智慧財產權犧牲其他法益”、而美方強調“哪怕犧牲一些其他法益，也要保護智慧財產權”。
現在，卻成了中方立場不變、美方改弦更張為“為了物權自由，決不允許智慧財產權凌駕於其上”。
這樣就很舒坦了。
……
馮見雄的英語水平，真的不錯。
不是表現在他詞彙量高，或者口語水平足夠談笑風生。
而是他對於法言法語這些術語的英語化交談應用，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
甚至，對於隱語、黑話都掌握得很純熟。
誰讓他有先見之明，又做足了功課呢。
一些骯髒的利益交易，也被他說得表面上道貌岸然、高風亮節，但亨利。普洛夫卻完全可以聽出其背後的利益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