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上都被皇族和地方上的官員壟斷。
大明朝要說最最暴利的行業，有兩個，可是卻都跟大海沾了邊兒，而董策跟大海離著幾千裡遠，那自然就跟他不沾邊兒了。
海貿和海鹽，這兩個行業，已經不能用暴利來形容，那簡直就是點石成金一般！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此時和日本的航海貿易。在日本一斤絲，價五貫文，銅一馱也就是二百七十斤，十貫文，一馱銅可換絲二斤。但一馱銅在明朝可換絲八至十斤，按日本絲價換算可賣四十至五十貫，即獲四至五倍之利。如果用金購買，也同樣賺利；日本金十兩價值三十貫文，只買絲六斤，在明可換絲二十四斤至三十斤，按日本價格換算，可賣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貫，同樣是四至五倍的巨利。別的不說，單說銅，日本是產銅之地，銅價很低。日本市價每馱也就是二百七十斤銅是五貫，約合每斤不足十九文。但是在大明朝，紅銅的給價，每斤是三百文。從十九文到三百文，這就是百分之一千五百七十八的暴利——至於運輸之類的其他成本，則是根本可以忽略不計，因為去日本的商船，根本沒有專門做純銅生意的，基本上都是拿銅當壓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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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時何時？戰亂之時！ 三七二 販賣私鹽如何？
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潤，它就保證被到處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
這話說得確實是精闢到了極點，難怪大明朝的海上走私從來都是屢禁不止，有這等暴利，禁得了才怪！
至於海鹽的利潤，那就更不用說了，儘管鹽不貴，但卻是人的生活必需品，需求量大且市場永不枯竭。而且海邊曬鹽，海鹽的如價又是低到了一個嚇人的程度，是以鹽業古來便是暴利行業，自漢武帝鹽鐵專賣之後，不論哪朝哪代，都是將其作為政府壟斷型的朱元璋式的政策——看似絕妙，實則無法長久，時日一長，便會從善政變成大大的惡政。
按照開中法運糧食的商人大軍中，自然少不得晉商，而晉商發給鹽引之後，最早劃給他們支鹽的所在，乃是河東。而此時，食鹽的銷售範圍，哪裡的鹽銷往哪裡，哪裡的商人能去哪兒支鹽，能把鹽銷往何方，都是朝廷劃定了的。河東鹽行銷範圍主要是晉南地區、陝西南部、河南北部等一百二十多個州縣，在這些地界兒，食鹽的銷售價格朝廷不管。因此其利潤空間非常大，晉商抓住政策變化這一契機，紛紛北上南下，由此大發利市，迅速的積累了鉅額財富，地方經濟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運城便是一個極好的例子，此處古名潞村，後來那海德俊將鹽運使署移到了潞村，起名鳳凰城，至明清時期，由於鹽運使署設定在鳳凰城，便改名為運城。運城因鹽得名，因鹽勃興。
“開中法”調動起了大家的積極性，但是久而久之，糧食陳腐，多得吃不了，且河東產鹽量有限，逐漸商人手裡開始持有大量的空引，在河東兌不了現，成為社會一大弊端。這迫使朝廷二次改革開中法。商人以後不用向邊關運送糧食，可以交銀子換取鹽引。對於大家手中持有的空引，政府編成十組，分十年一一兌現，每年兌現一組。兌現後，不僅可以在河東支鹽，而且可以到全國各大鹽場支鹽。
這也就是所謂的“葉淇變法”。
當然，這只是官面上冠冕堂皇的說法。
在時任戶部尚書的葉淇變法之前，開中制已經被破壞到了有名無實的地步。其一，明朝廷增加了每引鹽的納糧數量，使商人望而生畏，不願奈米開中。其二，權貴上奏討取鹽引，壟斷開中，販賣私鹽，使開中商人受到排擠。其三，灶戶不堪剝削，紛紛逃亡，鹽產量大減。其四，明朝廷基於財政的需要，始終對鹽商採取提前斂取的政策，任意增發鹽引，造成商人手中持有的鹽引過多，甚至到孫子那輩都得不到兌現，嚴重挫傷了他們開中的積極性。
甚至有的商人手中持有二十七年前頒發的鹽引無法兌現，以松江為例，英宗正統年間有待政府支鹽的鹽引就多達六十多萬引。成化十四年，又出現了大同各邊鎮城池草豆不足，開中長蘆、河東鹽引而無人上納的局面。弘治二年因無鹽可支，明朝廷就允許鹽商購買灶戶正課之外的餘鹽以補正鹽之缺，結果引起私鹽氾濫，全國陷入“民日貧，財日匱”的窘困局面，於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