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50年代初，毛澤東敢於叫板美國，結果換來的是1972年尼克松親自跑到毛澤東的書房裡握手言歡”。
2011年12月，在《環球時報》舉辦的“世界變局，中國戰略”年會上，上述兩種觀點展開了唇槍舌劍的交鋒。兩種觀點各有其合理與非理性之處，因此展開交鋒的結果，不是就兩種觀點本身辯出個是非曲直，而是向國民提供全方位的思考角度和邏輯。中國的戰略發展需要伴隨健康、理性的公眾討論；或者說，只有伴隨健康、理性的公眾討論，中國的國家戰略才能變得更為成熟。」‘米」‘花」‘書」‘庫」‘ ；http：//www。7mihua。com
在不同場合的戰略討論中，許多人自然想到了“戰略支點”或“戰略槓桿”問題。所謂的“戰略支點”或“戰略槓桿”；來自阿基米德“給我一個支點，我能撬起整個地球”的說法。當國家遇到內外危機的時候，有時一個深思熟慮的戰略舉動，確實能起到扭轉乾坤的作用。在這方面，許多人會想起1979年鄧小平發動對越自衛反擊戰。
1979年2月17日，中國軍隊面對越南的長期挑釁，忍無可忍之下，在中越邊境展開了一場對越軍事行動，當時稱之為“對越自衛反擊戰”。3月5日，深入越南腹地、幾可兵臨河內城下的中國軍隊，在最高領導人的一聲號令下，果斷從越南抽身撤兵。整個對越軍事行動持續僅半個多月，雖由於種種原因付出了一定代價，但卻極大地打擊了越南“地區霸權主義”（中國媒體語）的氣勢。
這場軍事行動有兩個不可忽視的亮點：一、在當時中蘇交惡的戰略環境下，中國在南部國境線成功“教訓”了蘇聯的馬前卒——越南。而在北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的蘇聯卻眼睜睜看著這一切發生，居然沒有做出任何軍事反應，這幾乎就像今天某個富豪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小三”當眾被人玩弄甚至蹂躪居然毫無反應，其心理初看似乎令人費解，其實是十分耐人尋味的；二、這場軍事行動成功獲得了西方世界對中國的信任，繼而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向西方世界敞開的大門。
除此之外，當時的中國剛剛結束“文革”，百廢待興，中國領導人一方面亟須收復民心，另一方面也亟須樹立自己的權威。1979年2月17日對越自衛反擊戰爆發前兩個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共宣佈將工作重點轉到經濟建設上來；對越自衛反擊戰開始前三個星期，鄧小平訪問美國。
這些單純時間順序上的羅列，似乎已在昭示一個簡單的道理：1979年的對越軍事行動，是一次政治和戰略意義遠大於軍事意義的行動，真可謂“打擊了越南，教訓了蘇聯，給了美國一顆定心丸”。從這個意義上說，鄧小平成功地找到了阿基米德所說的“支點”，並“撬起了地球”，即改變了中國面臨的戰略格局，是當之無愧的戰略家。
第一章 中國的戰略反思（13）
也許是看到了當年對越自衛反擊戰的“戰略亮點”，今天的中國民間如前所述，一直有一種“打還是不打”的騷動。2011年10月底，北京《環球時報》發表了一篇署名為“龍韜”的文章，題目是《海上摩擦中國不能只會談判，必要時應殺一儆百》。文章首次提出中國應在南海問題上“殺一儆百”，“讓南海上空響起一些炮聲”，發表後引起密切關注。
文章說，總體上中國不願意用軍事手段解決海上糾紛，中國認為當前是發展經濟的戰略機遇期。但一些周邊小國的咄咄逼人逐漸使中國人悟出，它們把中國的戰略剋制也當成自己的戰略機遇期，試圖利用這段時間擴張海上利益，逼中國讓步。“南海的這種情況尤其明顯。菲越等國的行為很像趁火打劫，它們認為中國受到來自各方的壓力，這使得它們可以搭團隊的車，起鬨撈中國的便宜。”文章指出，雖然反擊對中國意味著一定的麻煩，但如果那些國家當下製造的麻煩和長痛太多，聽之任之的風險遠遠大於中國改變政策帶來的風險，那麼反擊就一定會發生。
文章警告，中國不能只會談判，必要時應當殺一儆百。和平崛起並不意味著用讓步購買和平，一旦中國捲入海上軍事衝突，未必就如一些人預言得那麼可怕。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內，南海等敏感海域爆發衝突的可能性，很可能是近年來最高的。
據悉，署名“龍韜”的作者，是中國大陸一位素以強硬立場著稱的軍方人士。但文章發表後，正當各方密切關注之際，中國外交部連忙撇清軍方與這一評論文章的關係，發言人姜瑜表示，媒體的評論只代表媒體的觀點，外交部不進一步評論。她重申，大陸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