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沉迷在美學當中，寫了些不堪入目的詩，並自費用淡紫色的紙印刷。我保證令堂一定有一大箱這樣的詩集。她可是相當有人緣的女孩子，那些年輕的自戀狂都送給她一本自己寫的詩。”我說，是的，像那種可笑的作品，我在家裡的確看過一些。
“但是，”他又繼續說，“還有不少人像我們，想要追求不同的東西。這些人就是我所說的‘我們’，比方說馬瑟爾·雷和他的夫人蘇珊就是。你知道嗎？蘇珊就是弗蘭西斯（AnatoleFrance）⑥的親生女兒。”這點我倒不知。
“她很有辦法，可以找到饒勒斯，並說服他在維也納召開19１１年的和平大會。他就像所有年長的社會主義政治人物，非常多慮，知道自己在政界舉足輕重，又怕被指控不愛國。但是這位雷夫人就說動了他。還有一群年輕的法國學者，如歷史學家布洛克（MarcBloch），以及許許多多具有潛力的政壇新秀，像赫裡克（EdouardHerriot）很快就嶄露頭角，而且開始發揮影響力。”
“我們在俄國也有朋友，例如叫齊瑟曼（vonZissermann）的年輕軍官，他就是建造滿洲鐵路的軍事工程師。有人告訴我，他現在正為中國軍閥做事。你應該知道他太太，她可是維也納有名的美人，最近才到滿洲與夫婿重逢。還有一大夥德國年輕人、教授，像經濟學家奧本海默（Oppenheimr），在海德堡跟著馬克斯·韋伯（MaxWeber）⑦學習的研究生、韋伯的弟弟亞弗德，以年輕哲學家齊美爾（Ｓirnmel）⑧為首的一群人以及一些銀行家和經濟學者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位非常傑出的年輕銀行家沙赫特（HjalmarSchacht），現在已是德國中央銀行的總裁。大多數年輕有為的大學講師和奧地利年輕政府官員也都是我們這個圈子裡的人。我想，你一定知道這幾個人：令堂的表哥歷史學家阿爾尼姆（Arnim），在我登山發生意外那一次，他也在場；你的漢斯姨夫和他三個兄弟，以及同事維德斯（AlfredVeross）。較長一輩的，像你的父親和赫姆·施瓦茲瓦爾德還是自由派的，但是二十幾歲的那一代瞭解，光靠自由主義是無法避免戰爭的。所以我們都轉向社會主義這股力量，認為只有信守承諾、有組織，且有民眾基礎的社會主義才能阻止戰事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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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與女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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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還可能以自由主義為信條，”他繼續說，“正如你所知，我有一半英國的血統。家母還健在時，我一年會回英國四五趟，並會見當年在牛津一起求學的舊友。他們的生涯都在起飛的階段，有的是大學教師，有些服務於外交界或印度，也有律師，還有些則是倫敦的銀行家。然而，他們都對社會主義不感興趣，而且確信英國將會如19世紀般，置身於歐洲戰場之外。”
“如果你以為我們必有某種暗語或秘密組織，那就錯了。然而，當年歐洲受過教育的一小群人已自成一個團體，每一個人都知道何去何從，也曉得同一個圈子的還有誰，也都互相往來，因此我們沒有必要用暗語來辨明同志。”
“後來呢外我插嘴道，“為什麼你們會失敗？”
“我們並沒有失敗，但當時社會主義尚未完善。歐洲社會主義的領導人，也就是我們仰賴的人，雖然缺乏勇氣實踐1911年維也納大會的諾言，發動全面罷工，但確實是反戰的。然而，即使罷工，結果還是一樣。廣大的勞動階級，也就是愛好和平與提倡同胞愛的主力，像是一股不可收拾的火苗，使得愛國的烈火愈燒愈旺。現在普遍把第一次世界大戰歸咎於膽大妄為的軍人、外交人員或是商人，但是，真正希望引潑戰爭的，則是那些極端的愛國主義大眾。叫囂得最大聲的就是他們，因此後來整個歐洲都為戰爭所席捲。這正是饒勒斯警告過我們的——這一天也就會給社會主義帶來災難。”
“當然，你會說今天在歐洲有投票權的社會主義者要比1914年以前多得多，然而那時的社會主義是基於希望，而不是人數；今日的社會主義則不是如此。那個令人無可言喻的小丑墨索里尼，最瞭解這一點。戰前，他就是最好戰的集權主義者，總是想拉攏我們，幫他的報紙寫文章。在1911年維也納社會主義大會時，他大聲疾呼，萬一歐洲發生戰爭，他一定會使我們的‘革命’成功的。然而，我想他看到了發生的事，恐怕一切都逃不過他的眼睛。奧地利本地的社會主義者，和那些在德國、法國和英國的工黨黨員，都是可敬的人，遠比今天在奧地利有權有勢的神職人員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