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給他們端來一盆菜湯和幾塊黑麵包。大概是餓了的緣故，三個人立刻狼吞虎嚥地吃起來。中士則在一旁偷偷地笑。
一直等到太陽落山，也沒見舒拉上尉來。於是三人便倒在大木床上睡了起來。
大約在半夜的時候，兩名蘇聯軍官走了進來，三人從夢中驚醒。
其中一名軍官衝他們喊了一句：“米赫伊魯！”
這是聯絡暗號，楊奠坤也立刻喊道：“米赫伊魯。”挺身從床上坐了起來。
那名軍官說道：“我是舒拉上尉，負責送你們去莫斯科。”
楊奠坤馬上說：“舒拉上尉，我看這裡沒有交通工具，能不能給我們搞幾匹馬來。”
舒拉上尉點點頭，“沒問題，明天我就給你帶來幾匹軍馬，送你們上路。”
果然，第二天，舒拉上尉帶著一個士兵牽著馬來接他們。不過只有兩匹，而且也不是軍馬。
他們三個人只好替換著騎馬，趕了大約三四十里，又坐了一段火車，到了奧洛維亞那亞，住進了當地駐軍的招待所裡。這裡的條件非常好，有暖氣、熱水、浴室、臥室，三人洗了澡，吃了俄式午餐，美美地睡了一大覺。第二天，來了兩位佩戴大尉、少校軍銜的軍人。
少校和氣地說：“你們好，中國同志。在這裡休息的好麼？不要急，好好休息一陣，這裡是絕對安全的！”
另一名大尉又走到“茶炊”（銅製大茶壺）跟前，開啟水龍頭給他們泡了幾杯熱茶。
楊奠坤三人在這裡感到了一種濃濃的戰友情意。
幾天過後，大尉送來了一封介紹信和兩個證明檔案，又每人發了500盧布，兩套軍服，把他們送上火車，沿著橫跨歐亞大陸的西伯利亞大鐵路，向莫斯科進發。
經過15個晝夜的旅程顛簸，火車終於平安抵達莫斯科。三人在蘇軍總參情報部一位將軍的家中借住一夜。第二天，正好是“五一”國際勞動節。楊奠坤三人走到臨街的陽臺上，觀看下面的街道。只見工人、學生穿著制服，打著紅旗、標語、唱著歌前進。大家都被這歡樂的遊行隊伍感染了，不住在陽臺上衝街上的隊伍招手致意。
這時，一輛汽車停到樓下。房東老太太告訴大家，有人來接他們了。
幾個人告別房東，坐上汽車，向莫斯科市郊駛去。
大約行駛了20公里，便到了蘇軍總參情報部軍事情報學校。
這時，楊奠坤才發現這裡各國的學員都有，德國人、波蘭人、蒙古人、中國人。
在辦公室裡，校長繆勒爾親切接見了大家。
繆勒爾拉住楊奠坤的手說：“楊，我很早就聽到過你的名字，你為我們輸送了許多優秀的學員，如今見到你，真的很高興。”
楊奠坤用俄語回答：“校長同志，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共產黨員，沒有做出什麼大事情，請上級在這裡考驗我吧！”
繆勒爾拍了拍他的肩，“很好。你會在這裡得到鍛鍊的。”停了停他又說：“從今天起，你的名字就叫瓦爾德爾。”
當天，楊奠坤等人吃飯、洗澡、換衣服，開始了新的生活。而被稱作“古斯達夫”的張逸仙和楊奠坤同住一個寢室。
第三期訓練班共有12人，除楊奠坤三人外，還有一個叫“馬克斯”的中國人，原名叫閻荊璞，營口人，曾當過卡車司機。另一個叫“威利”，是佳木斯人，原名王君。不久，在學校開課後又來了兩個中國同志，一位叫“埃菲德”的奉天人，原名常傑男；另一位叫“普爾斯”，原名張明禮，他倆都是皮鞋工人。時間長了，大家才瞭解到，校長繆勒爾是位老共產黨員，1917年就參加革命，在德國坐過牢，腿有風溼病，不時要發作。他為人很風趣，能用手勢表達出豐富的思想內容。他的夫人是學校的廚房經理，照顧學校學員的飲食。他們的兒子叫魯迪，在莫斯科一所航校學飛機駕駛，每天早出晚歸。星期天便同學員們一起玩，和大家相處的非常好。
這幾天沒有開課，楊奠坤等三人都在學校裡休息。一天，繆勒爾來到宿舍看望他們。
“瓦爾德爾，現在生活習慣了吧？”繆勒爾問。
楊奠坤回答道：“很好，要比我們在國內的條件好得多了。”
這時，有人敲門，楊奠坤立即把門開啟，只見進來一個工人模樣的蘇聯人，問有沒有煙。
繆勒爾不高興地將那人轟走，然後對楊奠坤說：“你為什麼不問問是誰就開門讓他進來。你要知道，你們將來回國都負有重大責任，假若現在被人認識了，對你們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