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來。如果你有充足的資料證明你獎學金的真實性，歡迎你隨時回來！”
即便是這樣一番回絕的話，簽證官依然說得周到客氣，禮貌得無懈可擊。但是那一刻，我的自尊心卻受到了巨大的打擊。儘管美國從來都不是我唯一的選擇，但是，他憑什麼不相信我？
我沒有激動，也沒有氣憤，反而滿懷信心、不卑不亢地說：“我當然要回來，而且會向你證明，我的獎學金是真的。”
萬里之外的援助
從美國領事館回到家裡，我翻出了達特茅斯寄來的所有材料，學校歷史、教師狀況、院系設定、校內食堂、宿舍房間、生活費用、停車設施，甚至連學校電影院和高爾夫球場這樣的娛樂設施介紹我也沒有遺漏。無論相關與否，有用沒用，我把它們一古腦兒全都塞進了紙袋。等簽證官看到這些加起來足有半米高的精美書籍和畫冊，一定會責備自己，怎麼早沒看出達特茅斯對我的誠意！
然後，等到美國東岸時間早上9點，我專程趕到郵局，撥通了達特茅斯錄取辦公室的電話。
那時候，絕大多數家庭電話是不能打國際長途的。普通老百姓致電其他國家，必須要去郵局，還要事先交足以分鐘計算的押金。到了押金用完時，即便電話沒有講完，也只能被無情地掐斷。
想想10分鐘應該足夠我抱怨和請求幫助了，我交了360元押金，電話剛一接通，就迫不及待、語速極快並且儘可能簡潔地將簽證官對我的種種不公平待遇控訴了一番。
接電話的工作人員叫Joe。他一邊安慰我讓我放心，一邊表示，他們會立刻和學校的經濟資助辦公室一起，親自給美國駐京領事館發傳真，以證明我確確實實得到了達特茅斯的資助。
我把電話聽筒緊緊貼在耳邊，全神貫注地聽著Joe講話，眼睛卻一直在緊張地盯著手錶。快到第9分鐘時，我不得不冒失地打斷Joe，說：“謝謝您的幫助！耽誤了您這麼長時間，我真的很感激！”
也許是聽出了我的焦急，也許他理解在中國打國際長途不容易，最後1分鐘，Joe只補充了一句話：“我們會竭盡全力，讓我們錄取的每一個學生都能夠來到這裡學習。不管是簽證還是其他的障礙，我們都願意幫助你克服。”
作為一個普普通通的中國學生，我何曾想過遠在萬里之外的一所美國大學會給予我如此的重視，一個素未謀面的美國人又會給予我如此的幫助。從此，我記住了Joe在電話裡那個略顯蒼老但又透著無限關切的聲音，它讓我第一次對美國人有了一種難以言述的好感和親近感。
第二天凌晨兩三點，家裡的電話鈴突然響了，“嘟嘟”聲一陣急過一陣。誰這麼沒禮貌？我在心裡抱怨著，睡眼惺忪地拿起電話。說了一聲“喂”之後，我立刻清醒了，因為電話裡傳來的竟然是Joe的聲音。他說，他知道北京已經是凌晨，很抱歉此刻打擾我，但他必須告訴我，他們已將傳真發給美國駐京領事館，希望我能夠順利地得到簽證，他和他的同事都會在達特茅斯等著我。
早晨，我回到美國領事館。遞給我“黃條”那一刻，年輕的簽證官意味深長地說：“記著，你一定要回來！”
我展現出一個燦爛的笑容，就像那天的陽光一樣明快。我毫不猶豫地回答：“我肯定會回來！”
6年後，我實現了我的諾言，回到了香港這片同樣是中國的土地上。又一個6年後，我回到了北京，這個我出生和成長的地方。
如今，由於“911”恐怖襲擊遺留的陰影，美國領事館周圍早已戒備森嚴。因為城市改造，秀水街的小攤販也早已搬進了漂亮的鋼結構大樓。但是，每每經過秀水街，我總是會看到路口處等待簽證的場景一切依舊，我的內心也總是會泛起一種特別的情感。 畢竟，從那裡開始，我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
頭頂光環的投資銀行
離開北京以前，“投資銀行”這個詞從來沒有在我的世界裡出現過。其實，即便聽說過，估計我也弄不清楚它和商業銀行的差別，以為只要冠上了“銀行”這兩個字，不過就是存錢和取錢的地方。
直到在達特茅斯唸書，我才第一次對頭頂無限光環的投資銀行有了模糊的概念，因為高年級的同學總是一批一批前赴後繼，削尖腦袋費盡周折，希望能在那裡佔據一席之地。
後來，無意間看了一部電影，名字叫做《BarbariansattheGate（野蠻人到了門口）》，講述的是80年代末期KKR以250億美元收購了RJRNabisco，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