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合作的軼事。
原來身為以科學為本的科學家，也常會遭遇這種不科學或曰反科學的仇視民主的冷麵殺手，如果當年，沒有那些國內和國外的科學家同行們本著科學精神和民主意識，出面支援被損害的科學，主持被欺侮的民主，還之以公道，宋健和韓京清這兩位大科學家，恐怕也不得不含辱忍垢，蒙受一段不科學不民主的不白之冤。
以宋健如此卓越者尚且碰到過如此不科學不民主的遭遇，想來世界上當然也包括我們中國在內（尤其是我們中國）處處都有這樣一些不科學的冷麵殺手，他們身居這樣或那樣的雖然不起眼但在某種意義上至關緊要的位置，每每出於自私和偏見或是別的什麼不科學不民主的原因，漫不經心地也不知無端殺死了多少剛剛處於萌芽狀態的科學少年和一些正想有所建樹但缺乏自信心和判斷力的科學天才。
身為科委主任的宋健，對此，大約深有體會吧？
宋健“出差”
宋健其時常夢魂倏忽歸故里，與妻兒握手依
偎，相顧而泣；驀然驚起，惟有夜色茫茫，夜風悽
悽，夜泉驚啼；寒月照影，孤燈相伴，四顧愴然；心
酸鼻塞，淚流滿面，哽咽無語；披衣起坐，再難入
眠，惟有以書解憂，讀以待旦。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塞翁得馬，又焉知非禍。
巴塞爾事件，對一位科學家而言，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但因為當時中國的國情使然，一切都從政治出發，卻又為“文革”來臨時的宋健，種下了天大的禍根。
巴塞爾事件後，宋健一時成為巴塞爾會議上盡人皆知的人物，會上許多科學家來找宋健，或表示關切、友好，或向宋健索要論文，或交換文章資料，還有的主動約請宋健謀求科學上的某種合作。在大會的閉幕招待會上，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L．Neustadt教授攜夫人要與他乾杯，這些都成了宋健在“文革”時的罪狀。
“文革”時宋健被指控為“裡通外國”，證據便來自巴塞爾事件，都是自由生髮和無端創作的一些異想天開莫須有的東西。宋健因此被隔離審查，引發的大字報、大標語、大批判、鋪天蓋地，批判宋健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為取得鐵證，宋健的家中多次被抄，大量珍貴的科學資料散佚一空，一些記載著宋健在科學研究上重要心得工作日記、論文的手稿等等也被查抄，從此影蹤全無，損失慘重。
宋健還被多次拉出去，當做活靶子批判，當成“裡通外國”的特務。
1968年“文革”升級，武鬥頻起，可謂一夕數驚，比當年宋健小時聽到大人說“鬼子來了”還要覺得恐怖，因為那時是個不曉事的孩兒，這時卻是一個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一樣的“裡通外國”的特務，真要被革命群眾出於義憤一頓飽打，打死了也就打死了，這還不算，還得落一個“死有餘辜”的罪名，禍及全家和子孫後代。
可想而知，宋健當年，心裡有多怕。
好在當時以閻揆要將軍為首的軍管會向周總理提出緊急報告，要求採取斷然措施，保護一批科學家。宋健理所當然地被列人保護名單。經周總理批准，軍管會立即採取措施，將一批科學家集中保護，以防意外。宋健則被派往國防科委所在酒泉地區第二十試驗基地“出差”，住在酒泉基地，被部隊保護起來。
宋健出的這趟差，可真算得上是一趟長差，一出，就是一年多。
宋健初到酒泉基地，無所事事，委實地從容了一番。
但是過了沒有多久，宋健便閒不住，跑去基地圖書館找書看。基地圖書館藏書甚豐，宋健看了不覺大喜，便發了書呆子氣，渾忘了所遭不幸，沒明沒夜地看起書來。這期間，宋健抓住機會，發憤苦讀，補充自己的學養，補修天文學、宇航原理、超高音速空氣動力學、原子物理。分子光譜學等理論。
宋健只有在強顏向學之中，才能忘記自己羈旅異地歸去無期的窘境，才能慰藉自己孓然一身的孤寂，和對遠地親人、朋友和師長的懷想與深深的擔憂之情。
這一段時間，宋健像在哈工大和莫斯科上學時一樣，白天在圖書館裡讀，晚上還要帶書回房間續讀，所不同的是心境和處境，前後讀書的目的雖然都很明確，是為了今後學以致用，但以前學問洞明，而今時知識幽暗。何日方可出頭，茫茫無有分曉，縱你學富五車，不見天日，又何以致用？豈非瞎子點燈白費蠟嗎？
若說宋健當時，無此一點擔心，那斷乎是假的，不說也罷。
在酒泉一段日子，宋健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