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的原因，他得已瞭解到，自粵、桂軍閥奉胡漢民為領袖，西南勢力與南京中央長期處於對抗狀態。自1932年後，策動西南“獨立”或“自治”一直是日軍對華“謀略”工作的重點。日軍不斷秘密派遣代表前往西南聯絡接洽，前後不下百人之多。較重要者有：二十一年日本軍部宣傳班長根本赴粵訪問蕭佛成；二十二年日本參謀部部長梅津、日本公使松村先後赴粵訪問陳濟棠；二十三年日本第三艦隊司令官中村率艦訪問廣州拜見陳濟棠；二十四年2月，日本艦隊司令白武源訪粵；3月，土肥原赴港訪問胡漢民，4月，再赴廣州拜訪鄒魯、陳濟棠，5月，再飛南寧拜訪李宗仁、白崇禧，徵詢其對“中日親善”的意見後，返港再訪胡漢民；6月，松井石根赴粵訪問陳濟棠；同月，岡村寧次亦先赴廣州拜訪李宗仁、陳濟棠，再赴南寧拜訪白崇禧……其餘不知名的日本情報人員在西南的秘密活動規模有多大，則未可知。
而去年“經濟”調查局，就提供了一份情報，去年3月3日，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到香港、廣州等地拜訪胡漢民、陳濟棠、鄒魯時，曾表示願意與中國共同防俄防共，因南京沒有誠意，所以願意跟西南合作，並稱日本願意借錢、借武器給西南來對付南京，作為防俄防共的條件。
“老闆，如果沒錯的話，西南會使用“抗日”行兵諫的名義發動……”
“抗日！”
唇角猛的一揚，管明棠的語氣中盡是嘲設之意。
“有日本人支援的抗日嗎？”
隨後管明棠又反問道。
“有得到日軍諒解，並且獲得日軍實際援助的抗日嗎？"；
沉默依然是沉默，相比於老闆的憤怒，曾徹反而顯得更為冷靜。
“有日軍顧問協助的抗日嗎？”
接連嘲諷之後，見老闆冷靜下來之後，曾徹又問道。
“老闆，我們是不是要做些什麼？”
做些什麼呢？在來之前，曾徹已經和局裡的分析人員進行了分析，他們完全可以策動一場粵軍內部軍變，如果有必要的話，甚至可以暗殺那位“南天王”。
“什麼都不用做！”
看著曾徹，管明棠又開口說道。
“他的那個抗日的名義，是騙不了中央和國人的，就是粵軍內部，也不相信，其實，這也不見得是壞事，如果沒料錯的話，中央那邊應該早有準備，甚至可以說，中央恐怕還期待著這位“南天王”起事，因為現在只剩下兩廣軍閥還有那些人在搞割據………”
過去的兩年，對於中國而言，應該說是劇變的兩年，透過追剿，中央控制了原由軍閥割據的雲、貴、川三省。中國殘存的軍閥勢力，只剩下了沒了地盤的張學良、佔據山西的閻錫山、佔據廣東的粵系軍閥陳濟棠以及佔據廣西的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
張學良自棄東北，仰人鼻息，閻錫山地狹兵微，加之剛剛得復出，因此都還算聽話，與河北有宋氏、山東的韓氏一樣，基本服從中央，而張氏更是乖乖地移兵陝西進剿。那時，不聽話的只剩下財大氣粗的兩廣軍閥了，他們不願意歸附中央，一心想要割據。
“那些軍閥頭子為了一已私慾，不惜犧牲國家民族利益，與日寇勾結，以求一逞。但中**人是有愛國心的，所以，此戰即便是爆發，也不見得會戰！”
對此，管明棠並不懷疑，就像歷史上一樣，當一百多名日本軍事顧問出現粵軍之中時指導空軍作戰時，包括空軍司令在內都投靠了中央，而在作戰會議上，所有的軍官都走出奇的沉默，最後各部一槍不放，選擇了投靠中央，從而導致兩廣事變“戲劇性”的收場。
“是！”
對於老闆的命令，曾徹不會有任何質疑，實際上，調查局之所以認為可以策反其部隊正是因於——軍人的愛國情緒，現在看來，似乎真的沒有那個必要，既然他們可以策反，那位戴老闆又豈會放過這個機會。
夜幕低沉，放色已深，空氣中已不見了五月底的燥熱，反倒有些晚春的涼爽，而行走到邯彰城外靠近邯彰高等師範學院附近公園裡的管明棠，內心卻顯得很是煩燥。
就在兩個月前，蘇聯與外蒙簽訂了共同防衛條件，表面上，那是蘇聯與蒙古之事，但其實那卻又是在傳遞一個訊號，而那個訊號又是什麼呢？民國二十五年……這一年的中國發生了太多的事件，一件接著一件，而管明棠之所以認定，這個時候不會有人關注自己，正是因於這一判斷，蘇蒙共防條約、南天王叛亂……在時近年中時，一個個大事件接連發生，而在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