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學校畢業的杜長齡負責主持。
杜長齡；字鶴年；曾擔任過東北軍衛隊統代部步兵第一大隊上校大隊長。他早年入奉軍；1923年東北講武堂第四期畢業。在張學良、郭松齡的鎮威軍二、六旅任排連營長；1926年由張學良保送至日本步兵學校學習。1929年畢業返回任東北軍講武堂教務主任；又被駐瀋陽北大營的7旅旅長王以哲聘請。由於在第七旅開辦的步兵研究班任教；教育效果顯著；張學良對此多次讚許。很快就把杜長齡調走；到東北講武堂任高等軍事研究班步兵班主任；專門為東北軍培養尉校級軍官。
此外，王以哲還聘任王維藩、馬鎮夷、王肇治等軍官兼任教官。他們有的是日本步兵學校畢業的，對步兵有專門研究；有的由日本炮兵學校畢業的，如炮兵教官何宏遠。
為了培養步兵研究班學員實兵指揮兼培養部隊的班長起見，又特別成立一個軍士隊，由各團營連挑選有文化計程車兵120名參加。軍士隊隊長最初由六二一團少校團附高福源擔任，以後換由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李寶蓮接任。
王以哲雖然僅是第七旅旅長，可是他心中想的不僅僅是他的第七旅，他想的是整個東北軍，他的所作所為更是如此，他也因此更受張學良重視，堪稱張學良的絕對心腹。許多人都看得出，假以時日，王以哲必然會成為東北軍中權位僅次於張學良的第二人。
29年王以哲又向張學良建議成立東北學生隊，隊址最初在西下窪子。以後講武堂遷到東山嘴子，學生隊遂遷到原講武堂舊址。王以哲派由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汲紹剛為上校隊長，每期招考年滿16歲高小畢業的學生500人入隊受訓。教育內容以普通科學和軍事學並舉，三年畢業。學生隊的學員畢業後，再入講武堂深造。
王以哲這個建議，為東北軍培養了許多中高階人才。學生隊的學生有許多人後來考入高等軍校、留學外國，一直在國民黨部隊任職的也大有人在。例如後來成為中華民國海軍一級上將的宋長志、陸軍副總司令王多年、陸軍總司令馬安瀾等人。
第七旅的各級軍官的文化程度較高，素質也較好。其中即有陸軍大學、保定軍官學校、東北講武堂、高等軍學研究班、軍官教育班、教導隊等軍事教育機關畢業的；也有不少是由日本步兵專門學校、士官學校畢業回國的；還有由英、美、法各**事學校畢業回國的，可以說是人才濟濟，為東北軍其他各旅所不能比擬的。
儘管如此，王以哲對軍官的訓練還是毫不鬆懈，他要去軍官每天中午必出一次幹部訓練，尤其是連長以下的軍官必須認真執行，主要是訓練刺殺技術以及制式戰術動作。
對士兵的教育方面，王以哲也不放鬆，由旅司令部參謀處制定全年教育計劃，發到各團及直屬連，再由各團制定每週的學術科教育計劃實施表，印發各營、連遵照實行。
此外，王以哲還親自編寫“旅訓”、“旅歌”和“士兵問答十二條”印發到各營、連、排；貼到兵舍、講堂內，作為早晚點名時必須進行的教育課目。
第七旅“旅訓”全文如下：我民族受強鄰之壓迫，危在目前。凡我旅官、士、兵、夫等，務本總理遺囑及司令長官意旨，犧牲一切，努力工作，以互助之精神，精誠團結，共赴國難。
在這個時候，東北雖然易幟換了旗，但由於東北還是相對獨立，對軍隊教育還談不到什麼主義教育、政治思想教育，東北軍對國家認同感並不是很強。王以哲編寫的“旅訓”、“旅歌”和“士兵問答”，在東北軍中是別開生面，也是十分難得的。
以至於，王以哲的做法遭到很多東北軍將領的嘲諷，甚至還有人到張學良面前搬弄是非。有人說“王老鼎盡出洋相。”也有人說：“王三角瞎出風頭。”云云。
因為王以哲發怒時兩眼一瞪，正好成一個等邊三角形，因此被人起外號，冠以王三角。
不管別人怎麼說，王以哲就是不為所動，還是一如既往地我行我素。
在王以哲的精心治理訓導之下，北大營的第七旅戰鬥素養和作戰技能很高，確實堪稱東北軍的精銳。而北大營也在第七旅的精心治理下，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只不過，在9。18的槍炮聲中，北大營的這種欣欣向榮的景象，卻被兇殘的關東軍徹底破壞掉了。
此刻的北大營，已經變成了修羅場，端著滴血的刺刀的日軍正在瘋狂地四處追殺赤手空拳的第七旅的官兵。
北大營方向的炮聲一響，正在瀋陽城家中的第七旅620團團長王鐵漢就知道事情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