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萬人的都市充滿孤獨，再到後來在京師的呼風喚雨，現在終於到了一個人離開的時候。
張大會盯著屋頂喃喃道：“崇禎八年，快五年了。回登萊，回家。。。京師老子還會回來的，張東你給老子記住。”
。。。
崇禎八年的五月下旬，在張大會悄悄踏上歸途的時候，又一次糧荒到來運河沿線。流寇的肆虐讓大明北地和湖廣的糧食產量下降，江南過度的商業化讓糧食極度依靠湖廣和江西，現在最大的糧倉湖廣歉收，整個江南地區的糧價一直在上漲。
今年的糧荒比去年更加來勢洶洶，從揚州開始便出現糧價上漲。運河各個碼頭都有人在購糧，除了朝廷的漕船能順利北上之外，各地的官紳和漕幫都在攔截糧船，要求他們在本地放糧。連漕船的夾帶也很少能過天津。
通州等地的糧價迅速飆升到了接近四兩，永平、灤州、關寧等地糧價更加驚人，永平和灤州等地達到了六七兩一石。而去年最後的一波打壓糧價，造成很多行商破產。
糧價高企造成當地很多人逃荒。永平一帶商業凋敝人口稀少，使得運輸的成本更高。京師的很多行商都在觀望，敢往關寧地區運輸的只剩下朝廷大員背景的大商鋪，而這些人與四海商社是一夥的，不但有糧食的利益，還有捲菸棉布南貨等等，從實力上來說，他們能調動的資金遠遠不能和今年吸收大量存銀的四海錢莊相比，加之去年嚐到了甜頭，所以他們都和四海商社保持一致，放糧的數量不大，以少量貨物維持高利潤。
天津的私人船隻在去年被四海商社大量收購，很多船都停在天津不動彈，往關寧的海運數量很少，到了六月初突然徵集水手，然後離港去向不明。剩餘的船隻也有四海商社的人去僱傭，據說是要去登萊拉棉布。
海陸兩路交通都不順暢，使得人口密集的的遼西地區陷入了嚴重糧荒，求糧的文書一道道飛往京師，崇禎嚴令戶部儘快補足，但朝廷的力量此時已經遠遠不能與登州體系相比，明末時官場的種種弊端和低效更加劇了這種差距。
到了六月中旬，遼鎮的糧價到了十兩，去年那一波已經把遼西民間的存銀洗劫了一遍，很多營兵家中無隔日之糧，朝廷運去的本色被各級將官扣掉分潤之後基本只夠養活營兵自己，遼鎮將官中還有不少人自己開起糧店，用各種方式從四海商社及其同夥那裡買糧，然後賣給遼鎮營兵，營兵的折色被高糧價回收到了商人和將官那裡。
原來遼鎮將官就多有經營四海商社貨品的，吳襄、祖大樂、祖寬這樣的遼鎮干將，也靠著四海商社做起蒙古、關寧地區轉手貿易，在其中大發其財，祖大壽本人也差不多。去年之後四海商社控制了遼西商路，各級將領與四海的糾葛越來越深，不知不覺間登州已經用商業捆綁了遼西的將門。
等到祖大壽發覺其中的道道時，這種利益已經難以解除，祖大壽對遼鎮的控制主要靠姻親和利益，各個將官的商鋪都是他們的重要收入來源，讓他們得以養更多家丁，在遼鎮中更有地位。這種利益是祖大壽也不敢動的，否則就失去了他控制遼鎮的基礎。
祖大壽也是第一次遇到陳新這樣乾的，以前後金多是依靠軍力威懾，隔一段時間派兵來敲打一下，然後私下再與祖家軍聯絡，現在的登州鎮卻是無孔不入，祖大壽雖然打不過後金，但是守城是沒有問題的，現在他卻找不到方法對付登州鎮。
但糧荒不解決是不行的，祖大壽無奈之下準備再次派出吳襄去登萊，吳襄是登州的熟客了，他也沒有推辭，不過這次他多帶了一個人。
臨行前吳襄去了一趟錦州。這裡是祖大壽的大本營，從殺何可綱的事情暴露後。祖大壽就擺出軍閥態度，一直坐困錦州。錦州這個地方已經不是朝廷願不願意撤的問題。如果崇禎堅持撤掉錦州，那祖大壽就只能投後金，所以朝廷只能這樣養著遼鎮。
祖大壽看起來是一方軍閥，實際上形勢比登州惡劣得多，陳新三面臨海，只有遼南與後金交戰，後方十分穩固，祖大壽則是四面皆敵，與其說他割據錦州。不如說他是自己斷了自己的路，不得不困守錦州一處，連方一藻所在的寧遠也不敢去。
吳襄一行從寧遠而來，沿途堠臺林立，整個寧錦之間都有大小堡壘的掩護，如果有一支能與後金野戰的精銳，這條防線是可以信賴的。但明軍的問題仍在於野戰和機動力，失去攻擊能力的堡壘並不能起到堡壘的真正作用。
吳襄從南門入城，這裡的城頭上擺放著兩門紅夷炮和大量的舊制大將軍炮、弗朗機等等。看起來十分堅固。但吳襄知道，這種防線能抵擋建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