薊王一言一行，皆大有深意。先前立“門下署”，理王家事。將國政與家政剝離。如此一來，凡遇後宮諸妃之請託，二位國相便不再左右為難，只需將諸事，轉交給門下署即可。二位國相，自可專理國政，心無旁騖。
立方技館，亦是高瞻遠矚，長久之計。
隨著科學的發展，終有一日，必與神話剝離。那時，大漢便可輕裝上陣，一騎絕塵。
將王充學說引入，在剛剛經歷過黃巾之亂的漢末，可謂恰到好處。
儒學尚未完全劣化成儒術。更未異化成儒教。雖與先秦百家爭鳴時，大有不同。然時下儒士卻秉持春秋大義。凡利國利民，皆有可取之處。正如薊王劉備行圍魏救趙，曲線救國。明立方技，暗扶王論。
早被五大鴻儒，所窺破。
王充所著《論衡》一書，對時下諸多學術弊端，特別是頹風陋俗，進行了系統性的“針砭”。書中觀點，可謂石破天驚。《論衡》更被後人稱“博通眾流百家之言”之“百科全書”。
單就物理而言，王充對運動、力、熱、靜電、磁、雷電、聲等現象，皆有細緻觀察。並解釋人與自然之關係。王充把人之發聲，比喻為魚引起水的波動；把聲的傳播，比喻為水波的傳播。書中諸多見解，與後世聲學結論一致：物體振動產生聲波，並需藉助介質來傳播。
後有歐洲人波義耳，提出空氣是傳播聲音的媒介，比王充晚一千六百年。
范曄《後漢書》將王充、王符、仲長統，三人立為合傳，後世學者更譽之為“漢世三傑”。
只可惜。後世儒教盛行。王充之言，離經叛道，被貶為“雜家”。歷代目錄書，皆將王充《論衡》列入無所宗師之“雜家”類。又說王充是“南方墨者之支派”。
薊王不敢苟同。
古往今來，生產關係需與生產力相匹配。
後世早已證明，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為科技鋪路，必然要“神滅無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