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如飛機、汽油以及備種武器物資等已經一天一天的消耗。即如他現在空軍轟炸，每投一個炸彈，就無異於消耗了他自己一分的生命一樣，決不能再和從前那樣隨便亂投了。
他現在真是到了‘一滴汽油一滴血，一片鋼鐵一片肉7的時候了！”
在這樣一種窘迫的形勢下，日本本土已經根本無力提供其在中國戰區作戰部隊的物資給養。於是，裕仁天皇與其參謀部，便著手在中國實施一系列“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的新對策。
1940年11月8日的日本內閣會議透過了一個《對華經濟緊急對策》。其方針為：
“隨著三國同盟的簽訂，我方物資動員計劃規定的對華供應額急劇減少。鑑於這一形勢，中國經濟措施應在我方指導下，不拘泥於歷來措施，迅速加強中國各方面經濟力量的綜合運用，促進當地必要物資的調撥及獲得帝國所需物資的進口。與此同時，要合理地降低我方在中國的消耗。以此，期待帝國的國防力量特別是綜合戰鬥力的迅速提高。”
其要領有：“第一，在致力於積極縮減我方在中國消耗的同時，要達到徹底回收當地物資。第二，當地產業的開發、增產主要嚴格限制於戰時，也應確實保證的地區所貯藏的國防資源（鐵礦、煤、鹽、螢石、雲母、石棉及特定資源），迅速從可能利用的經濟開發做起。
同時，在所需要的限度內，儘快加強港灣裝置及運輸能力：同時，關於這些資源的開發，應在日滿華通盤計劃，根據各自開發效率，決定開發的順序，以此促進開發。”等八條。
日本人企圖“以戰養戰”，瘋狂掠奪中國的物資。
由裕仁天皇親自召集的御前會議，再次重申其經濟政策：“目前對華經濟政策，以增加獲得完成戰爭所必需的物資為主，並重點開發與取得在佔領區內的緊要物資以及積極獲取敵方物資。”等等。
上述各項的對華策略，功利性均十分明顯。說穿了，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搜刮中國被佔領區的民脂民青，以最大限度地滿足日本侵略軍的需要。
可是，要想從中國的廣大城鎮中，把日本人急需的各種物資徵收上來，日軍這時卻面臨著一個最大的難題，就是武裝人員的不足。
當時，中國的七大都市：北平、天津、青島、上海、南京、廣州、漢口，雖然俱已淪陷於日軍的鐵蹄踐踏之下。但以區區80萬侵華日軍（這個數目不包括日本駐紮在東三省的日本關東軍）的能力，真正令他們稍具安全感的地方，至多不過是這若干的大都市，以及聯絡於其間的交通網而已。周圍廣袤的鄉鎮均在**武裝、或是國民黨忠義救國遊擊軍的掌控之中。
日本陸軍起先以80萬的兵力守住這些“點”與“線”，已是大感吃力。
可是，太平洋戰火燃起之後，日軍與英美在南太平洋諸島的戰事愈演愈烈。
裕仁天皇只好命令從駐華日軍中，向南太平洋諸島分兵。
當年，日本大本營為了保證太平洋戰爭的順利，曾經將其戰鬥部隊佈置成四大戰略方陣：一個是中國東三省的“關東軍”73萬人，其戰鬥力曾為各軍之首。一個是為太平洋戰事設立的“南方軍”40萬人，精銳程度略低於關東軍。一個是中國關內的“中國派遣軍”80餘萬人，打硬仗的信譽度排在第三。
最後一個是38萬的日本本土的“國內軍”，這個方陣大約不過是一個預備隊，所以排在最後。
但是，日本蓄謀太平洋戰役的是年，駐紮於關內的“中國派遣軍”戰鬥部隊即銳減至55萬人。1942年，再減至45萬人……日本人不斷地把精銳部隊投入到太平洋戰場。這樣，駐紮於滬寧一線的日軍想要獨自完成從中國廣大的鄉鎮中徵糧徵物的任務，就幾近於一種奢侈的夢想了。
於是，汪精衛便打出為日本人“開發並獲取國防資源”、“安定佔領地區民心”的旗號，向日本駐華中派遣軍司令官煙俊六大將，以及“梅機關“的影佐禎昭少將，兜售起了他的“清鄉運動”。
影佐禎昭，日本廣島人。早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陸軍大學。1928年後被派遣至中國，從事於一種高階的間諜工作。對於中國當年的政治以及周旋於其中的政治人物有相當的瞭解。
因此，影佐禎昭與當年一批狂熱到頭腦發昏的軍國主義日本軍官相比，似乎顯得文靜了許多。至少，他是一個喜歡用大腦思考的日本軍人。只不過在當年日本軍國主義的狂潮下，許多原本可以生活得廓然豁然的日本年青人，也被白白地被日本軍國主義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