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狀況，和革命也不是對立的，它們是革命產生和發展的基礎和條件。那種認為“越貧窮越容易革命”、“統治者越沒民主，越容易激發革命”的說法，把革命發生和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歸結於生產力發展與生產關係的矛盾，而是歸結為生活水平狀況和一般政治狀況，顯然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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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知識分子的定位標準（4）
因此，即使是革命年代，把對革命的態度，對群眾運動的態度，作為衡量知識分子價值，劃分知識分子社會定位的最重要標準，也是片面性的。應當從知識分子的特點出發，把是否有利於建設“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做為革命年代判斷和衡量知識分子社會定位和價值的標準。看他所主張和宣傳的文化觀，是民族的，即溶古今中外，推陳出新，創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還是抱殘守缺、食古不化，或脫離中國實際、盲目崇拜舶來品、一切照搬外國的東西？是民主的，即有利於喚起人民大眾當家作主意識，有利於實現現代化的文化，還是鼓吹封建專制主義，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奴隸意識？是科學的，即在自然、社會以及思維方式上都高揚實事求是精神，主張“知識就是力量”，知識就是智慧，還是鼓吹封建迷信思想、矇昧主義？是大眾的，即有利於喚起廣大民眾的思想覺悟，有利於提高廣大民眾的文化素養，有利於陶冶廣大民眾的審美意識，還是脫離廣大民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