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說話的語氣真是像她。”
我還沒有反應過來，他就毅然結束通話了電話。
我於是示意導播暫緩接入別的電話，繼續說：“也許，我們誰都無法挽留誰。你比我年輕，你也一定比我擁有更多的可能，比我更有能力堅持，你就等到幾十年後，等我堅持不了的時候，再唱給我吧。拜託，我是認真的。”
好在快結束了，我放下耳麥。
後來的兩個電話都是瓦當接的。
瓦當是我的搭檔。準確地說，我是他的搭檔，因為我是兼職，他則是這個臺的臺柱子。兼職人員一般不允許參與主持，但是，由於“子夜相逢”一直沒有穩定的女主持，也由於我的試播額外受到瓦當的欣賞，所以破例上了“子夜相逢”。
節目結束之後，瓦當拍拍我的肩膀以示安慰。他不拍還好，那麼一拍，令我更確定了事情的不妙。
瓦當的主持風格比較斬截，這個電話如果是他接，他可能上來就是一句，你有事說事，唱什麼歌，我沒時間聽你唱歌。這樣，一個事件可能就被逼出來了。瓦當說，打電話進來的人無非就是想傾訴，你給他力，他就獲得力；你陪他傷感，他會沉溺於傷感。而聽眾想聽的，無非是別人的故事罷了。
再慘烈的經歷，說出來也就變得可以接受了。瓦當能夠把重變成輕，我卻相反，我一直堅持情感節目不是上課而是情緒淨化，首先要能放下架子，要能同情，能陪人們一起哭。我這種化輕為重的方式曾導致電話彼端一場又一場的痛哭。在那些痛哭之後，我只給出一句話的建議：
“要去愛，好好愛，以新的愛情覆蓋他。”
“等他道歉，但是別超過三天。”
“去找她，立刻。”
但是在那個夜晚，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