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裡開畢“統計工作研討會”回來後，徐有福已成為局裡主持工作的副局長。�
徐有福開著局裡那輛桑塔納，回老家去看望父母。
雖然他還不是局長，但僅一個“主持工作”，他就可以隨便開這輛車了。他若不主持工作，僅是一個普通副局長，像張副局長和王副局長那樣，是不能隨便開這輛車的。即使車因公事派給他，他也不能自己開，而應該由司機開，派給他只是派給他“坐”，而不是派給他“開”。
紀檢組長和工會主席即使和徐有福一樣是副局長，也不能隨便將這輛車開走。他倆若要用車，管車的政秘科長便會弓著腰進來小心翼翼地請示徐有福，說某某副局長明天想用車，不知徐局長再有什麼安排沒有？
徐有福有安排，就會說讓他們等兩天吧。徐有福沒有安排，就會說讓他們用去吧。然後又會問政秘科長：幾天？政秘科長說只用一天。徐有福就會說：儘量不要超時間，局裡工作忙，事情多，萬一有急事，比如“兩辦”（市委辦，市政府辦）突然通知，要跟書記、市長下鄉之類。
而即使他們用一兩天車，即使他們自己會開車，他們也不能自己開，司機會有意見的。況且萬一出了安全事故，誰負得起責任？
只有徐有福一個人是例外，因為他主持工作，就意味著這個局的事情他說了算。這個局若是一輛汽車，他就是駕駛員：他想往左開就往左開，他想往右開就往右開。
他想讓司機跟他去哪兒，他就給政秘科長或司機說一聲去哪兒。若給政秘科長說了，政秘科長就會給司機打手機，告訴司機幾點鐘徐局長要到哪兒去，到時候司機早將車停在辦公樓下等候了。若直接給司機說了，他已和司機上路了，司機會一隻手轉方向盤，一隻手將手機掛在耳上，告訴政秘科長他和徐局長到哪兒去了。政秘科長就會迭口連聲在電話上說：“知道了，開慢一點兒，路上注意安全！”有時還會加一句：“告訴徐局長，有事我會隨時向他請示彙報。”
他若不想帶司機，就讓司機將車鑰匙送到辦公室來，然後自己開車走了。
他不需要向任何人“請示”，也無須給任何人“彙報”，只是給政秘科長“打個招呼”，以使政秘科長知道他的行蹤，有事隨時向他“請示彙報”。
徐有福深深體會到了權力的無限妙處。用得好，權力有時是“無窮大”的。就像小孩玩的那種“伸縮球”，“噝”一聲甩出去，能甩好遠。可無論甩多遠，手一縮，“噝”就又收回來了。要多好玩有多好玩！
這次回家，徐有福沒有再開白玉的帕薩特，雖然帕薩特比桑塔納氣派，可那又怎麼樣呢！他即使開許小嬌的賽歐，也不願再開白玉的帕薩特了！
自從與許小嬌有了那一夜後，徐有福在心裡認定，自己已達到“性小康”標準了——“性小康”是衡量人們性生活質量的一個新的名詞，徐有福也是剛剛在報紙上看到這個詞彙。大路畔村的奔小康還有待時日，徐有福的“性小康”已實實在在“達標”了。田小蘭、白玉、許小嬌等面容從他腦海中一一掠過。特別是逗號許小嬌，和她有一次勝過和別人有百次千次！看來Xing愛真是一種“精神運動”——精神上的滿足感遠勝於肉體上的滿足感。有比較才能鑑別，和逗號那才叫“Zuo愛”——首先得有“愛”，然後才去“做”！和歎號則只是“性茭”——而對男人來講，性茭只是一門純粹的技術活兒；不能一味蠻幹。男人性茭時的快樂是建立在女人快樂的基礎上的，看著女人那副欲仙欲死的模樣，男人才產生了一點點快樂——這才是一種奉獻精神啊！徐有福覺得自己將這件事兒與“奉獻精神”聯絡起來，真是有點荒唐，甚至恬不知恥。他想：我徐有福真是墮落了啊！墮落？也許墮落並沒有什麼不好的——墮落哪一天興許會成為一個褒義詞呢！——徐有福這樣自嘲。
自從和許小嬌“有過”一次後，徐有福再也不願和白玉苟且了。當然他現在還無法斷然拒絕白玉。他採取的是疏離之策，不開白玉的車，就是疏離的第一步。他也不像過去那樣，常給白玉打手機。即使白玉打過來，也不再殷勤，並且通話時間很短。如果過去與白玉煲電話是萬米長跑或馬拉松，現在則是百米賽跑，噌噌就到終點衝線了；如果過去是寫一部長篇小說或者中篇小說，現在則是短篇小說或者小小說：剛看了開頭，結尾就跟著來了。
他甚至覺得，他再也不會與別的女人有那種關係了。與許小嬌“有了”後，他突然覺得與別人再有，是十分醜陋的，甚至令人作嘔。徐有福由此悟出，“性小康”主要在“質”，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