曉記憶力有限。不可能無休止的剽竊，也不可能見人就發新歌，像以前那樣兩三天就來一首新歌，肯定吃不消。於是他就打起了這些老歌的主意。
翻唱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再創作，把那些老歌買回來，換上貼合時代的編曲，重新潤色打磨，然後再推出去，一舉兩得，既擴充了蜻蜓音樂的曲庫。又有勾住聽眾的鮮肉，畢竟七八十年代的老歌，很多聽眾根本就沒聽過，和新歌區別不大。聽過的聽眾同樣也有新鮮感——同一首歌，不同的編曲和唱法，差別可不是一般的大，比如王力宏的《龍的傳人》和李建復的《龍的傳人》，比如逃跑計劃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和徐小薇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許可這次去臺灣，不僅從那些1985年之前就存在的老牌唱片公司購買他們當年買斷的詞曲版權，還從那些1985年之後出道很有實力但沒有紅起來的音樂人手上買版權。
臺灣的海風、新韻等幾家唱片公司，在六七十年代風光一時，但因為經營思路跟不上時代，80年代中期就式微了，那些90年代入臺的國際大公司沒興趣收購，所以就一直經營了下來，等老一輩離世之後，接班的二代們要麼對音樂行業不感興趣，要麼是沒什麼本事的公子哥，版權就成了類似房子一樣的家族遺產，版權費就成了優質的“房租”，音樂授權是無本萬利的生意，比如蜻蜓音樂想要授權，對方收了錢之後，列印一張紙，蓋個戳，傳真過來，就萬事大吉了，連音源都不提供，蜻蜓音樂必須自己去買cd轉制。
然而再優質，畢竟是七八十年代的老歌，就像舊城區的破房子一樣，哪怕又寬敞又舒適，租金也高不了多少，細水長流能解決溫飽，卻無法一夜暴富，許可揮舞著支票過去，幾乎沒費多少口舌，就全買過來了，反正他們的父輩祖輩買這些歌的時候，每首歌也就幾百新臺幣而已，二代們賺夠了，不心疼。
至於1985年之後的那些音樂人，他們以前的製作公司早就關門大吉了，自己知名度又不夠高，作品流傳度和影響力有限，而且本人也基本轉行不做音樂了，版權留在手上每年拿個百十塊錢也無意義，還不如一次性賣掉換筆錢，因此許可無往不利，收穫頗豐。
當然了，許可也不是見誰就買，她手上有蜻蜓音樂專家組提供的清單，專家組裡有音樂教授，有資深樂評人，還有音樂史研究專家，他們認為是好歌的，**不離十，買一個賺一個。
像方曉前世，就有很多非常有實力但不被二十一世紀聽眾所熟知的音樂人，比如楊耀東，靳鐵章，施孝榮，薛嶽，張弘毅，曲佑良等等，他們有的如流星劃過，轉瞬即逝，有的超脫時代，不被認可，有的英年早逝，有的嫁人退隱，但他們的歌曲卻一直被樂評人和資深歌迷推崇和喜愛，一旦被合適的後輩音樂人翻唱，馬上就會爆發出強大的流行潛力，比如林良樂1992年發行的《溫柔的慈悲》，時隔11年後，被阿桑翻唱，然後再度流行一時，再比如南方二重唱1993年發行的《不要問我過的好不好》，被好妹妹樂隊翻唱後，重新被大眾知曉，散發出迷人的光芒。
其實翻唱嘛，要個授權就得了，花不了幾個錢，但方曉堅持要買斷，自然是為了吃獨食，買這些歌回來，尤其是買1985年之後的音樂作品，主要是為了撿漏，這些以前不怎麼紅的歌，只要他或其他谷歌的簽約藝人翻唱紅了，不再授權，就成了蜻蜓音樂獨家擁有的絕版，要不然像《新不了情》那樣，你翻唱我也翻唱，翻出來幾十個版本，聽眾不膩也膩了……
當然這麼做風險也大，歌寫的好並不等於一定會流行，當年紅不起來自然有不紅的道理，買回來3000首歌，能翻唱紅30首就非常了不起了，方曉這也是劍走偏鋒，玩一次心跳，因為華納、百代那些巨頭手裡的版權，不付出極大的代價買斷不了，而這些巨頭又四處撒網，廣泛授權，搞的任何一家音樂公司都有它們的作品，沒法體現出差異化，而差異化才是蜻蜓音樂的立足之本。
這也是麥潔心單飛後為什麼不出原創專輯，而是出了一張翻唱專輯的緣故，一方面她確實需要嘗試多種音樂風格，尋找自己的音樂定位，另一方面也是配合公司試水翻唱市場。
“這次沒有買到馬毅君的歌，挺遺憾的。”許可吃完沙拉，放下餐具，說道：“他都去世兩年了，居然沒有任何媒體報道過，連夏叔叔都沒聽說，找上門之後才知道。”
方曉驚訝，說道：“我聽杜胖說馬毅君是臺灣80年代最好的電影配樂大師，拿過兩次金馬獎，怎麼會無聲無息的就去世了？”
“他不僅在電影配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