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耳，倒下的大小樹木擋住了道路，公路兩旁、村道渠邊，房前屋後，全是白碴碴的樹樁……
聶小二也加入了苗福群組織的阻止砍伐的攔車護林隊伍。但對峙了一陣，移民被聞訊趕來的政府幹部連拉帶勸地弄走了。看著拉滿樹木的卡車遠去，攔車護林的移民心中充滿悲憤與愴然。他們深知，失去林木護衛的黃河灘將大難臨頭，報復的黃河水將漫上灘來吞噬這片土地，奪走這裡的富庶，把飢餓、貧窮留給它原先的主人。
這種可以預料的結局果然很快來到，數年間，大自然能夠給予人類造成傷害的旱、澇、洪、鹼和塌岸等等災害在曾被人們羨慕不已的那塊叫“關中白菜心”的地方粉墨登場，輪番肆虐。
三門峽水庫建成後，黃河主流逼渭河倒流，使位於黃河西岸的陝西大片大片的土地塌進黃河。渭南市移民局原主任鄭博（化名）告訴給了記者這樣一組令人吃驚的資料：移民返庫後到他退休的2005年，庫區因塌庫而損失的土地就有三萬多畝。他說：這三萬多畝都“長”到與陝西隔河相望的的山西省永濟縣去了。這正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如今仍留在白水縣堯禾鎮的移民姜宏哲至今還記得：“農場那些並不懂得土地，更不熱愛土地的的農工們多年掠奪式經營使土地變得貧瘠不堪，我們回到庫區時，田裡荒草長得老高，人在地裡勞動看不到人的影子。原來那些肥得流油，一季能產七八百斤小麥，五六百斤花生的地都板結了荒蕪了，根本無法種莊稼，所以，我們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開荒。”
荒地還未開完，災難降臨了——1987年到1990年連續四年大旱。從白水縣移回華陰市的姜宏哲回憶說：那四年，種植的花生、豆類全部受旱減產，玉米不結
玉米芯，棉花不結桃，一畝地只能收一百來斤花生，一畝棉花產量也就三五十斤。這樣的產量都只有我們離庫前的二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左右。特別是1988年七八
月份，五十多天沒有下過雨，曬裂的地裡可伸進拳頭，花生苗拔起來可以點著，半人高的玉米全是一片焦黃……
“土地被糟蹋得無法耕種，我們傷心透了。”滿懷希望回到庫區的姜宏哲又帶著對故土的絕望和悲傷回到了安置區。
“鬧”著回庫區又黯然神傷地離開庫區的絕非姜宏哲一人。1987年6月，白水縣堯禾、西固等鎮的800多移民興高采烈地離開“種地靠天，煮飯無水”高山旱塬，回到了華陰孫莊村。孫莊村的那片被農工“換過了心肝肺臟”的土地也毫不客氣地對800白水移民當頭一棒：荒蕪、沙化、鹽鹼化、旱災、水災接二連三地坑害這片土地舊時的主人，使得這個已被折騰得一窮二白的群體瓦上加霜，深陷絕境。
煎熬返庫移民的不僅僅是連年旱災造成的衣食無著，惡劣的居住條件更是嚴重地威脅著他們生存。初回庫區的7萬多移民幾乎沒有一人建過瓦房，全是清一色的的庵棚。華陰縣西陽鄉原分管移民工作的副鄉長郭中舉至今還記得：1987年後，華陰的華西村，大荔的平民鄉等移民安置點一排排、一片片全是星羅棋佈的庵棚。這些庵棚裡沒有自來水，一般要一兩百戶人家共同籌錢才打得起一口井，移民們吃水都要到很遠的井裡挑；庵棚區域裡沒有電燈，家家戶都只有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燈，或者用破碗、燈草做一個“桐油燈”；偌大的庵棚區大多沒有廁所，人們大多是在庵棚旁挖個坑，再牽上一塊遮羞的破布，那便是廁所了。有位鄉幹部說，哪裡若臭氣熏天，那一定就是移民的庵棚區。庵棚區沒有排水系統，移民們常常是將用過的汙水隨地亂潑，所以，庵棚周圍永遠是汙水橫流。偶遇下雨，雨水會將“廁所”裡的屎尿漫出，溢向庵棚區的每個角落。
庵棚內的情況更遭。不到兩米高的庵棚矮小黑暗陰溼，四壁透風，居住其中，夏天大汗如雨，冬如冰窟，雨天屋裡比屋外的雨還大；晴日，周圍那在臭氣熏天的屎尿中嗡嗡亂飛的蒼蠅和肥碩的耗子則不斷把疾病傳染給庵中的移民。那時別說生什麼大病，就是害個傷風感冒對這些腰無分文的移民也是要命的。然而，痢疾、流感、鼠疫等移民聞所未聞的傳染病卻以猙獰的面孔輪番地出現在庵棚區，無錢醫治者只有在飢寒交迫中等待死亡的來臨。
絕境中，求生的本能使人想起了安置區，那裡雖然也很貧困，也會受到飢寒交迫的煎熬，但那裡有可以遮風避雨的破窯與瓦房，高塬裡有可以充飢的野果野菜，大山裡清新的空氣中沒有屎尿的臭氣，也沒有那麼多傳播疾病的蒼蠅。於是，800移民將剛剛從白水轉回華陰的戶口連同鬧騰了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