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有詞地背起李義山（南按：應為溫庭筠，羅氏誤）的兩句詩：“詞客有靈應識我，霸才無主始憐君。”【21】羅家倫此語雖含調侃的意味，並引得傅斯年暴跳如雷，但多少反映了當時傅氏的志向與心境。
到了歸國前的最後一兩年，傅斯年的注意力逐漸轉向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而這一學派的創始人就是十九世紀被推崇為德國近代史學之父、西歐“科學的史學”的奠基者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e von Ranke，1795—1886）。按蘭克的理論，一切歷史著作都是不可靠的，要明白歷史真相，只有窮本溯源，研究原始的資料。其歷史觀點的核心是：史料高於一切，要把歷史學變成史料學。蘭克在他1824年的不朽名著《一四九四年至一五一四年間羅馬民族與日耳曼民族的歷史》（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OIker von 1494 bis 1514）序言中說道：“人們一向認為歷史學的任務是判斷過去並且為了將來的世代利益而教導現在，本著作不指望這樣崇高的任務，它僅僅希望說明真正發生過的事情。”此書出版後轟動了整個歐洲，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卡爾（E。 H。 Carr）對此評論說：“蘭克那句並不怎麼深刻的格言，卻得到驚人的成功。德國、英國甚至法國三代的歷史學家在走入戰鬥行列時，就是這樣像唸咒文似的高唱這個富有魔力的短句。”【22】由於蘭克強調“嚴謹的事實陳述──即使這事實或許是偶然的枯燥無味的──也無疑是歷史編纂學的最高法律”，後世史家把蘭克的理論與他創造的學派又稱為“實證主義學派”。這個學派在十九世紀、二十世紀早期風靡一時，幾乎壟斷了歐洲史學界。當傅斯年來到柏林大學時，蘭克學派依然雄風不減。傅氏在求學的道路上經過幾年的搖擺晃動，最終選擇了蘭克學派的實證主義史學，並作為重點研習物件和安身立命之託，與當時歐洲的學術大氣候自然有著密切關係。這個時候的傅斯年沒有想到，正是他的這一抉擇，引爆了一場影響久遠的中國史學輝煌的革命。 。 想看書來
柏林日夜（3）
透過陳、傅二人留下的筆記本及修課記錄，可以看到二人由不同的河流漸漸匯入同一大海的歷史脈絡。許多年後，當臺灣中研院史語所所長、著名史家王泛森在受命清理中研院史語所儲存的傅斯年檔案時，發現了傅氏當年的手稿、筆記和他與民國學人來往的部分信件，其中有一藏文筆記本記錄於柏林大學求學後期。把這一筆記本與大陸現存的陳寅恪藏文筆記本對照，竟發現二者授課的教授相同，從而可知二人上過同一教授的課程。已知的是陳寅恪對梵文大師呂德施極為推崇，而傅斯年檔案中所見，在他離開柏林大學的證明書中也記載著上課但未正式獲得學分的課程有呂德施教授的梵文。此外，傅斯年筆記中有兩件記載當時西方學者有關東方學的目錄，而陳寅恪初到清華，授課內容便是“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同在柏林的毛子水曾公開承認他是受了陳寅恪的影響而注意比較語言學的。王泛森根據這些材料，結合傅斯年藏書扉頁所記的購書年代判斷，認為傅斯年這一時期開始大量購買比較語言學方面的書籍，進一步“有點懷疑陳寅恪似曾在傅斯年留學生涯的最後階段對他有過影響，使他轉而重視比較語言學”【23】。王氏這一推斷當是有一定道理的，這從後來陳、傅二人的學術交往與思想溝通中亦可見出。
陳寅恪常謂“讀書須先識字”【24】，要研究歷史學特別是東方學，必須要懂得東方的文字，包括歷史上存在過，如今已死去的文字，只有如此才能揭示歷史的源流和本真。因而他在柏林專門對各種古代文字與考證下工夫。而傅斯年似乎也按此法加以研習，當時他在給羅家倫的一封信中曾披露道：“這一個半月中，看來像是用了四十，但有百馬克餘之房錢，像前者，又有火爐子費，又交學費，故實是十分減省，每日吃飯在二馬克與三馬克之間，未曾看戲一次。書是買了一部文法，一部梵文法，一部Karlgren（南按：高本漢）的語言學（非其字典），上一是上課，下一是為寫書用。”【25】
當傅斯年最終決定轉向實證主義史學，便顯示了他過人的聰明才智，學業大進的程度出乎諸生意料。面對傅氏咄咄逼人的銳氣，俞大維曾對人說：“搞文史的當中出了個傅胖子，我們便永遠沒有出頭之日了。”【26】五短身材，卻聰明絕頂的俞大維遂調整方向，把主要精力放在晚清太平天國史的研究中，避免了與傅胖子的直接對壘交鋒。學成歸國之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