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曲篡改毛澤東思想，而是死抱著毛主席的教條不放。因而現在主要不應反“四人幫”，反修正主義，而是應該反教條主義。如文章說的，要粉碎人們的精神枷鎖，就要反對“《聖經》上說了才是對的”，所謂要衝破禁區，就是要衝破毛澤東思想。文章結尾認為當前要反對的就是“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現成條文上，甚至拿現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無限豐富的革命實踐”，就是要反對所謂教條主義，要向馬列主義開戰，向毛澤東思想開戰。
文章用很大篇幅講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產黨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們去懷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澤東思想，認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確的地方，認為不能把毛主席指示當僵死的教條，不能當《聖經》去崇拜。很明顯，作者的意圖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難道一句頂一句也不行？難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對嗎？
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團結的基礎，如果去懷疑主席指示有錯，認為要修改，大家都去爭論哪些錯了，哪些要改，我們的黨還能團結一致嗎？我們的國家還能安定團結嗎？所以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澤東思想這面紅旗，是很壞很壞的。〔54〕
可是，這位副主任在隨後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宣告卻是另外一回事。他說自己當時也只是說這篇文章提倡懷疑一切、不可知論，否認真理的相對性，在理論上是錯誤的；說過這篇文章的基本傾向是要修改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會使讀者提出究竟是砍旗還是舉旗的問題，會在國內外引起很壞的反應；並說文章是批判教條主義而不是批判修正主義，因此方向偏了，如此等等。〔55〕
另一位當事人後來在書中也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這個電話中所說的意見，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有“嚴重曲解”。他直言不諱地在書中寫道：這個電話“給堅持實踐標準的人橫加罪名”，甚至“扣上了‘砍旗’的政治大帽子”。當然，外界反應如此之快，而且反對之聲如此之強烈，也確實說明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對“兩個凡是”觸動之深，但這也“預示著以後的爭論將是很尖銳的”。〔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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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鍵時刻，鄧小平公開表示，支援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2）
那麼，胡績偉的電話記錄到底有多少是真實的呢？幾個月後，他給這位副主任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說：“你當時在電話上講得很清楚，我也聽得很清楚。我不會速記，記錄中當然有不少不完全是原話，但你的主要話、主要的意思，我沒有記錯。”〔57〕
這個電話，被看做是實踐標準同“兩個凡是”爭論的開端。5月13日，胡耀邦召集《理論動態》組的成員開會。胡績偉將那位副主任的電話內容告訴了與會者。胡耀邦頗為激動地說，我怎麼會反對毛主席呢。把學術問題上升到政治高度，斯大林曾經這麼做過。於是，他建議寫一篇文章，講清楚真理標準越辯越明的道理。
當天，新華社社長曾濤也接到一個電話，是《紅旗》雜誌總編輯打來的。他在電話中批評新華社不該轉發這篇文章。後來，他還告訴別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在思想上是“反動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他甚至認為，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都“犯了錯誤”。
4天之後，《紅旗》雜誌新上任的總編輯，當著雜誌社核心小組成員的面批評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他說，這篇文章是“有問題的”，我有不同的意見。有些人抓住實踐和真理的問題大做文章，到底要幹什麼？
據當事人說，那簡直就是“一場急風暴雨式的政治打擊”，根本不是理論爭論那樣的你一篇文章，我一篇文章。第一，時間很快，從公開發表文章到嚴厲指責的到來，只有一天多一點的時間；第二，帽子很大，那是可以被定性為反革命的，因為你是“砍旗”、“丟刀子”。這實際上就是反革命。那時“公安六條”還沒有廢除，其中的第一條就是，誰反對毛主席，誰就是現行反革命；第三，態度非常專橫，完全不是平等的講理，而是一種判決。〔58〕
5月18日，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副主席，在一次談話中點名批評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他說，《紅旗》雜誌社是黨中央的刊物，在理論問題上要慎重，沒有把握的要及時請示中央。特別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我們都沒有看過，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