驗主義的問題我放過了。〔37〕這算是毛澤東點過頭了。於是，這兩篇文章也不能批判。因為文章是“經過中央和偉大領袖毛主席看過的，只能‘不點名’批評文中的錯誤觀點。”
在編輯《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時候，編輯人員發現，毛澤東在1955年寫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語》一文，有這樣一句話：“堅決、徹底、幹盡（淨）、全部地將這些反抗勢力鎮壓下去”。毛澤東把“淨”字寫成“盡”字。於是，有人提出把這個字改正過來。可是，按照“兩個凡是”，這個字萬萬改不得。結果，1977年4月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照原樣編排，那個錯字也就留在句中了。
從11月30日吳德的講話到2月7日《人民日報》社論的發表，有關“兩個凡是”的提法越來越明確。直到3月中旬中央工作會議召開之前，華國鋒仍然沒有清醒過來，還在依靠“兩個凡是”來控制局面。在3月中旬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繼續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他說：“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應當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七分成績，是在毛主席領導下取得的；三分錯誤，是林彪、陳伯達、‘四人幫’干擾破壞造成的。如果不這樣看，就會發生有損我們旗幟的問題。”為了避免損害“旗幟”，華國鋒強調：在揭批“四人幫”的鬥爭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澤東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論，都必須制止。”這就是于光遠所說的“兩個凡是”的第三個版本。
隨著1977年新年的到來，華國鋒在繼承毛澤東晚年錯誤的基礎上又提出了一個“左”的戰略決策，這就是“抓綱治國”。1977年1月1日，“兩報一刊”發表題為《乘勝前進》的社論，稱華國鋒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闡明和捍衛了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說過的關於“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竟被華國鋒繼承下來了。華國鋒據此提出了“在兩個階級的激烈鬥爭中，實現安定團結，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達到天下大治”的戰略決策。華國鋒甚至號召：“在新的一年裡，抓住階級鬥爭這個綱，努力作戰，去奪取更大的勝利。”這實際上是毛澤東“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思想的一種演繹。
3。 “兩個凡是”出臺（5）
隨後，《人民日報》接連發表了《全面落實抓綱治國的戰略決策》、《抓綱治國推動國民經濟新躍進》等幾篇社論，宣傳華國鋒的“抓綱治國”思想。在那篇著名的2月7日社論中，除提出“兩個凡是”外，還強調要認真學習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和華國鋒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緊緊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幫’這個綱”。實際上，也就是“抓緊階級鬥爭這個綱”，然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華國鋒雖然提出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其出發點無疑是好的，但方法不對頭，他以為透過抓階級鬥爭就能達到他的目的。其實，這條路不可能走得通。華國鋒這樣做，只能說明，這是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和悲劇在他身上的再現。
以華國鋒的能力，他不可能在毛澤東逝世後這麼短的時間裡，使在“左”的軌道上快速奔駛了十年之久的歷史車輪立即停頓下來，然後提出一套全新的理論。其實，他內心裡也不是百分之百地贊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但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他只能高舉毛澤東的旗幟。也就是說，他只有沿著這條“左”的通道繼續走下去。
後來，胡耀邦在談到華國鋒對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所採取的態度時曾作過一番評價。他說：按理來說，國鋒同志內心不是對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全都贊成的。我可以舉一個例子，國鋒同志很關心生產，至少有三次：第一，我們在湘潭時，他對生產的興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講，1971年揭露林彪時，毛主席同他談話，批評他：你滿腦子都是生產；第三，1975年他在聽取科學工作彙報提綱座談會上的講話。可是，國鋒同志在粉碎“四人幫”後講的卻是另外的東西，什麼基本路線，什麼階級鬥爭為綱，什麼全盤肯定“文化大革命”，什麼繼續革命，等等。但也不全是真心話。這裡就產生一個實用主義的問題。這就是要害的地方。
針對實用主義的問題，胡耀邦進一步解釋說：國鋒同志在對待毛澤東同志的問題上，是揀他的需要，只顧眼前，不顧後果，只考慮個人得失，不考慮黨和國家的安危。這是一種典型的實用主義，這很不好。〔38〕
胡耀邦說的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