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舉例說，這17年中，就長篇小說而言，有《暴風驟雨》、《創業史》、《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紅巖》等等，至於短篇小說、詩歌、話劇、歌劇、電影、音樂、美術、舞蹈、曲藝，那名目就更多了。可是，令人氣憤的是，“四人幫”把許多香花統統打入冷宮，而把他們為了篡黨奪權而炮製的幫派文藝，強加於廣大讀者和觀眾，這“怎能不天怒人怨，人人側目！這是事實，‘四人幫’的罪惡，是賴不了的。”
“四人幫”粉碎後，文藝雖然獲得解放。但“四人幫”的流毒，依然不容低估。當前任務就是“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戰無不勝的思想武器，堅決推倒‘四人幫’炮製的‘文藝黑線專政’論，進一步肅清‘四人幫’在文藝界的種種流毒，同時也必須為廣大的觀眾和讀者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糧。”
而要完成這些任務，首先要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換言之，也就是要做到題材的多樣化，以及體裁和風格方面的多樣化。茅盾認為，題材的多種多樣，會引發多種多樣的體裁，也會引發多種多樣的風格。而一個具有多方面生活經驗、富於創造性的作家，有可能運用各種題材，並且也具有個人獨特的風格。他相信，在粉碎“四人幫”強加於人的精神枷鎖之後，“我們的百花園裡必將出現萬紫千紅的景象。而這正是‘雙百’方針得到貫徹的必然結果。”
茅盾在發言中還批評說，“四人幫”的又一荒謬理論，就是關於作品中的人物描寫的臉譜化的創作方法。“按照他們的說法，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主角、正面人物）必須是高、大、全的。也就是說，這個英雄人物，必須是始終正確、高出於一切陪襯人物（這些陪襯人物也是作品中的正面人物）之上，比所有這些陪襯人物都偉大。換言之，即這個英雄人物不能犯錯誤，甚至也不能有片刻的猶豫不決。否則，就損傷了這個英雄形象。這是十足違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的”。“四人幫”所要寫的“高”和“大”，“已經是給公式化、概念化大開綠燈；更要全，那就只能畫臉譜，不是人物性格的描寫。”
同樣，“四人幫”搞的那套“臉譜主義”，對作品中的反面人物，“那就濫用得更加出奇了”。反面人物不僅面目灰溜溜，甚至衣服也是灰色的，“以至他一出場，連小孩都立刻知道這是個壞蛋。這不是在教育讀者怎樣辨別好人或壞人，而是在腐蝕讀者本來還有的辨別能力。”
所以，茅盾表示，要繁榮創作，就必須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而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進一步從理論上肅清“四人幫”在各方面的流毒，“徹底粉碎他們強加於文藝工作者乃至廣大讀者的精神枷鎖，則是實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首先必要的步驟。與此同時，供應廣大讀者以優秀作品，則又是粉碎精神枷鎖、肅清‘四人幫’流毒的必要而且有效的保證。”〔75〕
座談會的訊息和茅盾的文章見報後，中央分管宣傳工作的一位副主席表示不滿。他甚至責問《人民日報》：你們批了“教育黑線”論，怎麼又批起“文藝黑線專政”論？《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是毛澤東主席批准的，《文藝座談會紀要》是毛澤東主席親自修改過三次，怎麼能推翻呢？
5。 一部小說引起巨大反響，文藝領域開始“解凍”（3）
但是，對“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批判並沒有因為這位副主席的指責而停頓下來。緊接著，《解放軍文藝》編輯部又邀請在北京的部隊文藝工作者舉行座談會，揭露江青同林彪勾結制造“文藝黑線專政”論的陰謀。
進入12月份，文藝界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的勢頭更為強勁，《人民日報》相繼發表了賀敬之、丁玲、巴金在11月21日座談會上的發言。
文藝界在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時候，也連帶批判了劉少奇的所謂“修正主義路線”，認為劉少奇干擾和破壞了文藝工作。在劉少奇還沒有平反的情況下，尤其是在“兩個凡是”沒有被推倒的背景下，有這樣的認識是難以避免的。
但是，不可否認，對“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批判，為文藝創作開啟了新局面，文藝界終於迎來了“解凍”期，“傷痕”文學隨即登上中國文壇。
就在《人民文學》編輯部召開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後不久，該雜誌第11期發表了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主任》，這在當時引起不小的震動，有人稱之為中國第一篇“傷痕”小說。
北京師範學院的一位教師看了小說之後，頗為感慨。這位教師也是班主任，體會可能會更深刻一些。正如這位教師所說，或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