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的。”
其實魯迅在《華蓋集續編。一點比喻》中寫的山羊也可以看做汪精衛的模型，山羊比胡羊更聰明，它有率領羊群的本事：它走，羊群中所有的羊都跟著走；它停，羊群中所有的羊也都跟著停下。所以牧人家都養幾隻這樣的山羊，把它當做胡羊們的領導，而不把它殺掉。有一次，魯迅看到了一群胡羊的前面，有一隻山羊，它的脖子上還掛著一個小鈴鐸，是“知識階級的徽章”。魯迅既畫出了山羊不同於胡羊的特徵——聰明和有知識，又寄予著一種深刻的思想。
魯迅說，在牧人的驅趕下，跟著這種山羊後面的胡羊們，凝著柔順有餘的眼色，跟定山羊匆匆地奔赴它們的前程。
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當時蔣介石在廬山表示“戰端一開，只有打到底”的決心。就當時中日雙方軍事力量對比，中國方面是迫不得已而抵抗，即所謂“應戰而不是求戰”。戰爭的慘烈，遠遠超出一般人之想像，每小時的傷亡人數以千計。但中國軍隊在華北和華東兩個戰場，所表現出來的那種不屈辱、不投降的英勇氣概，卻為日本人所不曾料到。然而抵抗至山窮水盡之時，尤其在一九三八年夏秋之際，國土精華盡失，真已到內無糧草、外無救兵的絕境……此仗如何打得下去？
於是在國內和日本政界，開始有和與戰兩種聲音出現。蔣介石也並非不想和，他曾要德國大使陶德曼調停中日事端，蔣在廬山同時還表示“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蔣在七月十九日日記中寫道：“政府對和談表示決心，此其時矣。人以為危，我以為安。立意既定，無論安危成敗，在所不計……”
但是日本拒絕了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國政府談判，就在這個時候，一向以對日低調的汪精衛登場了，或許汪的僥倖心理與後來法國傀儡元首皮埃爾。賴伐爾有其相似之處：“要是我的政策成功了，把法國所有的石頭用來為我建立塑像恐怕都嫌不夠用；要是我的政策失敗了，我就會被絞死……”賴伐爾後來是以叛國罪被絞死的，汪精衛沒有被絞死，但最終焚骨揚灰。其實叛國後的汪精衛內心始終惶惶不可終日，他知道末日審判會到來，他因此告誡自己的兒子：“你一定要有應付這個日子到來的勇氣。”
汪精衛：龍種抑或跳蚤（7）
汪精衛是知道他脫離重慶的後果的，周佛海在日記中坦承：“飛機離地之剎那，即餘政治生命斷絕之時。”十二月十八日，汪精衛終於不顧一切離開重慶前赴昆明，次日，汪與陳璧君、周佛海等人一同搭機前往河內。十二月二十九日，發表歷史上臭名昭著的“豔電”，即汪精衛簽署的那份《致蔣總裁暨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其中主張中止抗戰對日求和。而此“豔電”立即遭至海內外同胞交相撻伐，國民黨中央在重慶召開臨時常委會，宣佈開除汪的黨籍，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不料精衛之糊塗卑劣乃至於此，誠無可救藥矣。*不幸，竟有此類寡廉鮮恥之徒，無任何之以誠心義膽，而終不能邀其一顧，此誠奸偽之尤者也。”
汪精衛逃出重慶，暗殺的陰影就追逐著他。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凌晨二時半，特工人員六人砍開竹籬，從鐵柵欄爬入汪精衛下榻的花園，以人踏人的方式，攀上門窗，再以鉤索爬上三樓屋簷，開槍擊中站在樓梯的衛士，又在廚房門口擊倒二人，遂衝到曾仲鳴臥室房門，特務旋即向曾氏作密集掃射，行刺者見目的已達，又以為被刺者為汪精衛，於是急圖遁去。
其後汪精衛所撰《曾仲鳴先生行狀》中，關於他切身經歷的暗殺有一對比，人生詭異，汪精衛以暗殺手段對人，人也以暗殺手段對付之。
“嗚呼，餘誠不意今日執筆為仲鳴作行狀也。當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餘在南京中央黨部為兇徒所狙擊，坐血泊中，君來視餘，感甚，餘以語慰之。此狀今猶在目前。乃今則君臥血泊中，而以語慰我也。餘當日雖瀕於死，而卒不死。乃今則君一瞑弗視也。茫茫後死之感，何時已乎？……”曾仲鳴彌留之際，說了幾句話：“國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無不放心者。”
在探尋汪精衛背叛原由的時候，我們不要放過他在河內被暗殺這一節，如果蔣介石不採取極端的方式，汪精衛也許不一定走得那麼遠，更深地陷入泥沼。
汪精衛於二十九日向重慶發出豔電，主張響應近衛宣告以便和談。但是重慶方面卻把焦點放在叛逃上，仍想阻止汪氏發表言論。其實，汪精衛既已發表和平主張，若仍不見聽，準備去國赴法，並請重慶發放護照，故谷正鼎於一九三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