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亨德爾曼先生，希望您能儘快返回巴達維亞，向貴公司上層彙報我們這邊的情況。糧食方面，我們是敞開採購的，這一點不要有任何疑義，為此我們可以簽署為期三年的供貨合同，價格方面也儘量做到雙方都能滿意。”膠州城內，梁向儉、廖逍遙二人代表登萊開拓隊，向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商務代表亨德爾曼說道。
亨德爾曼已經在膠州待了一段時日了，對如今東岸人對糧食的渴求程度非常瞭解，他清楚地知道這其中的巨大利潤，明白對於改善東印度公司的利潤結構非常關鍵，因此他本人對此是持贊成態度的，更別提亨德爾曼一直是東印度公司內部新貿易體系的鼓吹者之一了。
而所謂的新貿易體系，其實是相對於舊的歐洲中心主義——該主義將歐洲市場視為主要利潤來源，目前仍然是東印度公司的主流貿易思想——而提出的。新貿易體系的核心思想是以東方及印度洋貿易為核心，說白了其實就是亞洲貿易為核心，這在四十年前一度達到了鼎盛，當時設在波斯、印度、東印度群島、臺灣、日本等地的商站每年給東印度公司提供了大量的利潤。尤其是臺灣商站，最多時提供了公司超過三分之一的利潤來源，給東印度公司在遠東的貿易提供了充足的現金流。
在那個新貿易體系的黃金年代，東非的象牙、皮革、黃金、犀牛角等商品，被大量輸送到西亞、印度乃至中國；西亞的牲畜、馬匹、乾果、毛毯被輸入到印度；印度的日用品、紡織品、香水、寶石被輸入到東印度群島；東印度群島的香料、檀香、龍涎香等特產被輸入到中國；最後，中國（包括臺灣）的茶葉、絲綢、瓷器、蔗糖被輸入到西亞、東印度群島。甚至於，他們還開發了一些短途貿易，比如中國和日本之間的貿易、比如越南和日本之間的錢幣貿易、比如東印度群島和緬甸、泰國等地的糧食貿易等等。
以上這些貿易規模頗為不小，且多在亞洲內部之間進行貿易，與歐洲無干，卻為東印度公司獲得了大量的利潤。更妙的是，這些貿易很多時候都無需動用東印度公司的大船，而只需要動用他們那數量龐大的近海小船（多為公司僱傭的馬來水手操縱），這無疑是極為關鍵的，因為無需投資太多，卻能獲得大筆利潤，還能有比這更好的事嗎？
只不過，後來隨著英國海上勢力在阿拉伯海和印度的崛起，以及東岸人在西印度洋一帶的擴張，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新貿易體系”遭受了嚴重的挫折，在圖萊爾、霍爾木茲、亞丁等地的商站陸續關閉後，印度洋的貿易除了波斯之外幾乎陷入了停滯狀態，讓人好不神傷。
更有甚者，在十多年前，隨著東岸人在印度洋擴張的加劇，荷蘭人在西亞僅有的商業據點波斯也丟掉了，因為當地的生絲大部分被東岸人買走，蔗糖市場同樣被產自新華夏島的蔗糖給貢獻，荷蘭人的臺灣蔗糖被徹底逐出了市場，目前只能靠一些香料貿易苟延殘喘著，悲劇得很，基本沒什麼浪花翻了。
這種在貿易和殖民上的挫折，促使東印度公司內部迅速轉變了政策重點，即他們將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開拓、殖民東印度群島上面，對其他地方則開始了一定程度的收縮，除了一些戰略要點如馬六甲、錫蘭等地之外。這種政策的轉變令東印度公司內部“新貿易體系派”的影響力大減，一干積極分子也是偃旗息鼓，比如亨德爾曼的父親就是其中之一。
後來給他們帶來轉機的還是曾經搶去他們在西印度洋影響力的東岸人，這幫繞過新荷蘭殖民東方的傢伙們，在寧波府一帶掌握了大片出產茶葉和生絲的土地，並在東方大陸戰火紛飛，貿易一度為之斷絕的當口，堅持向外輸出上述兩種商品，賺了個盆滿缽滿，當然也從某種程度上挽救了東印度公司的日本貿易。不然的話，你以為他們的臺灣銀行能夠那麼容易在熱蘭遮港建立商站麼？
現在，隨著東岸人在寧波一帶統治的日益穩固，荷蘭東印度公司即便已經可以從福建鄭氏、兩廣一帶收購部分生絲、瓷器、蔗糖和茶葉，但仍然習慣每年到寧波來掃貨，由此可見這種貿易的穩固。即便是最近幾年寧波大舉“毀桑改糧”，生絲、茶葉出口量銳減，荷蘭人仍然不遠萬里跑來貿易，因為糧食這種大宗貿易又開始興盛了起來，給東印度公司帶去了大筆的利潤，更何況，東岸人後來又將產自北方（據說是東印度公司的弗林斯曾經探索過的地方……）高階毛皮、鯨魚製品、煙臺的葡萄酒加入了貿易之中，這進一步加深了雙方之間的貿易聯絡，使得“新貿易體系”派在東印度公司內的話語權再度攀升。
甚至於，到了後來，一些激進的人士都開始堂而皇之地討論是否斷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