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縣這類東岸城市相比，倫敦的發展有些類似，但又有些不同。在這個英格蘭碩大無朋的頭顱中，東岸人認可的現代工業才剛剛起步，大部分企業的規模並不大，勞動力密集型的小生產是城市經濟的主體，手工作坊、私營小企業甚至家庭是城市經濟活動的主要場所。就業者主要是工匠、小商販、食品批發（零售）商和數量不多不少的低層次的服務人員。
與此同時，農業經濟佔據國民經濟的較大比例（在其他歐洲國家，農業經濟的比重比英格蘭要高很多，甚至佔據主體地位），農業生產效率較低，農產品的剩餘量較少——當然這在倫敦並不成立，不過倫敦周邊也是存在著巨量的農業生產區為這四十萬人口提供食品及其他商品的。
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致使人口的增長不夠迅速，進而導致農村勞動力外流的“拉力”不夠強大，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速度不夠快。在這一點上，塞西爾男爵尤其羨慕東岸人，雖然他們是異教徒，但不得不承認他們在醫療衛生方面的努力非常之有成效，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他們的政府每年在財政中列支大量費用，用於培養醫生、護士、藥劑師等專門人才，不斷興建醫院，同時也開支在很多人看來無用的經費用於疾病的宣傳，用盡量淺顯直白的語言讓國民們知道很多種類的疾病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又改怎麼避免和預防，這對於提高城市的整體衛生環境，降低死亡率非常重要。
當然東岸人既然大規模在民間做疾控宣傳了，那麼這些東西自然就不太可能保密，塞西爾男爵這些年來自然也收集了很多這方面的訊息，受益良多。而他在將這些疾病的起因、傳播途徑、如何預防之類的資料傳回英格蘭後，確實也對倫敦這類大城市的環境衛生產生了不小的正面影響。
但怎麼說呢，或許是英國政府的財政體制有問題——可以說是一片混亂，關稅等少數稅收歸國王，其他歸政府，但絕大部分稅是臨時性的，且嚴重不足，需要貴族和商人派捐，美其名曰“援助金”——幾乎沒什麼錢被派發到衛生環境上面。塞西爾男爵就對倫敦街區那凌亂的佈局、骯髒的環境和密集的人口感到很震驚，同時也很倒胃口，有時候他甚至在內心裡狂想，誰去放一把大火把那些亂七八糟的藏汙納垢的房子都燒了吧，然後由國王下令重新規劃街道，一定比現在好。他猶記得，十多年前聖維達斯特等幾個教區遭遇大火，很多房屋被燒燬，然後在莫里斯·湯普森先生的倡議下使用在倫敦近郊生產的磚頭、石塊作為重建的主要材料，並重新規劃了街道、造船廠和一些配套作坊的佈局，取得了極好的效果。目前那幾個教區的疾病發病率是最低的，環境是最好的，這就已經很能夠說明問題了。
此外，英格蘭人對此不甚重視確實也是原因之一。畢竟其國內不像東岸這般有著大量有知識的人來做宣傳，他們本身還不甚了了呢，如何能給別人講解？想想也不可能。因此，在東岸執行得好好的政策，去了舊大陸之後大打折扣，其實也是尋常之事。這不是英格蘭人不夠努力，實在是體制方面落後太多，沒辦法的。正如東岸人自己所說的，他們領先最多的其實不是科學技術，而是制度啊，從政治制度到經濟制度、社會制度、科學制度、教育制度等方方面面，差距是全方位的。
塞西爾男爵的前任查爾斯爵士，包括當初金鹿商館的各位主事人們，都對東岸的制度蒐集非常重視，曾經也整理過許多送回倫敦，畢竟這些都是公開的東西，東岸人無法隱瞞。不過這些送回去的東西能夠發揮作用的寥寥無幾，更多的是對國王對其政治制度的批判，教會對其宗教制度的批判，雖然國會諸位議員們似乎對其經濟制度非常推崇。
當然英格蘭王國也不是沒有從中得到好處，比如他們就推行了東岸嚴格執行的《專利法》，保護髮明人的智慧財產權，雖然執行得如何還很難說，但至少態度是打出來了。此外，正如前文所說的，雖然政府財政困難，窟窿很大，但仍然拿出了一部分錢，用於改善倫敦的城市衛生，僱傭了數百人專門在夜間清理垃圾並將其運出城外，同時著力培養醫生。
他們在科技方面同樣如此，對於有天分的城市兒童（按教區分配名額）或看起來比較重要的科技攻關由政府出資補貼，雖然數量不是很多，但總比沒有好，對英格蘭的科學技術發展肯定是有正面的積極意義的。
不過怎麼說呢，錢還是投得太少了！即便有一些有名望的紳士同樣出資贊助，但比起財大氣粗的東岸政府撥款，仍然少得可憐，讓人想想就感到洩氣。塞西爾男爵都打算後年卸任歸國後，繼續上書國王，同時在國會內進行演講，督促王室和國會撥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