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結束了？”河西縣政府內，地區行署專員兼河西縣長王大壯一邊刷刷地寫著什麼，一邊問畢恭畢敬地坐在自己對面的河西鎮鎮長。
“結束了，那幫代表們可真難纏，提了一堆要求，都是我們不好解決的。”鎮長搖了搖頭，用無奈的語氣說道：“專員，下次你讓老陳去吧，我推了兩個會議，就為了陪這幫人扯皮，實在是頭昏腦漲。”
“老陳”是河西鎮副鎮長，分管交通運輸及相關基建工作，這兩天正在鄉下督促一條三等國道的建設。而這位鎮長剛才提到的會議，其實就是在東岸鄉（鎮）一級比較普遍的政治協商會議，其主要作用是向鄉一級的政府提供各種建議，為地方建設出謀劃策。
這種所謂的政治協商會議，其最初的形式，其實是鄉政府辦公會議的旁聽。在東岸草創的那個年代，因為開拓邊疆、凝聚人心的需求，一些新設鄉鎮的領導幹部會不定期在院子裡開會，並允許本地民眾在院外旁聽。
他們開會商量的東西多事關本地建設，因此百姓們還是比較感興趣的。有時聽得興起了，還會在院外高聲發言，說出自己的看法。而會議主持人（一般是鄉長或分管副鄉長）一般也會挑一些問題進行回答，以讓民眾們能夠更好地理解政府的相關決策。
應該說，這種不定期會議形式在早期還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尤其那會他們需要民眾做出巨大犧牲，一邊開荒種地，一邊承擔繁重的勞役建設地方，很多時候甚至還要讓他們上陣與原住民作戰，這種會議可以說極大籠絡了人心，讓人們覺得政府還是為他們服務的，能夠傾聽他們的呼聲。
再後來，隨著各種制度的規範化，這種大院旁聽會議也進行了改革，即由各縣政府制定本縣範圍內各鄉鎮的定期政治協商會議。這種會議由鄉鎮一、二把手出面主持會議，與會的代表也都是從各行各業的挑選的，有農民代表、有工人代表、有軍人代表、有商人代表、有文化界人士等等，反正各行各業都有，但不是平均分配名額，而是嚴格規定了比例，以確保這些代表們能夠很好地代表每個鄉鎮的各個階層——不然的話，基本就變成聯合省、西班牙那種市鎮議會的模式了，全是商人和貴族與會，其他人完全沒資格參與。
政治協商會議的日期全國並不統一，而是由各縣政府自行決定。考慮到各界代表們聚集需要一定的時間，因此一般都是提前兩個月以上進行通知。與會的代表有權對鄉鎮領導拿出的工作報告進行審議（不管他們識不識字），並提出自己的意見。理論上鄉鎮領導們並不一定要遵從他們的意見，因為按照會議制度，他們只有建議權，而沒有決定權。但考慮到他們來自各行各業，對政府下一階段的工作至關重要，因此鄉鎮主官們往往會在一定程度上做出妥協，以換取他們在其他方面的支援。畢竟，政治本身就是妥協的藝術嘛，這一點不奇怪。
老實說，東岸國內對這種制度並不全是支援的態度。頂層的政治家族們認為其“基本無用”，屬於“勞民傷財”的行為，只會打亂鄉（鎮）一級的基層政府的秩序，讓他們原本有條不紊的工作陷入混亂。這些來自各行各業的人往往缺乏全域性眼光，而且缺乏專業的政治素養，不明白國家是怎麼運作的，對各種事情充滿不切實際的臆想——把政治這樣一項事關國運的事情交給一群“半文盲農民”、“只會敲榔頭的工人”甚至是“唱戲的戲子”，是一種完全不負責任的行為，“他們什麼也不懂”！
支援的一派主要是社會上有影響力但不從政的人士，他們可能很有錢，因此開始追求一些不一樣的東西。他們在公開場合——如茶館、咖啡館——談論政治協商會議制度，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讓人民參政議政的制度。什麼？人民什麼都不懂？該死，你不能這麼說！什麼？不同的人民有不同的利益訴求，他們攪在一起會把事情搞砸，效率低下？你這是不尊重人民！聽著，你必須給人民一點念想，一點甜頭，讓他們因為辛苦工作而積累下的怨氣有一個宣洩口，這對於統治是很有好處的。這就好比一個燃燒著的大鍋爐，蒸汽壓力不斷增高，這時候你就需要一個洩壓閥了。
當然支援的一派對現有的制度也有很不滿意的地方。尤其是那些有錢的商人，他們對政府強行規定的各個階層的比例而不滿，他們無法接受與一個穿著髒兮兮的工作服的工人平起平坐，一起對本鄉的工作指指點點，甚至其中可能還有他自己的僱員。他們要求對代表的門檻加以限制，至少家產達到一定程度的才可以進入，因為不這樣做的話，所謂的政治協商會議最終只會成為一個笑話，一個大家坐在一起喝茶聊天敘舊的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