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的貧窮，使女孩們不得不四五歲就開始做家務、幹農活，因為高額的地租和稅收正壓垮著每一個家庭，待到了七八歲時就被打發出去當童養媳，然後嫁人，再然後是目睹著自己的孩子被扔到狼食崗子或者在一片貧瘠的土地上為繁重的地租勞累一生。
不要試圖去反抗命運，因為早有鄉紳們在嚴格維持著一切。我曾在黃河邊上的一個地方看到過解放前留下的一種石碾子，瞭解後知道這石碾子有另外一種用途把女人沉河。
那些被認為忤逆了家族傳統的女人。我想象她們被綁在石碾上推進黃河的情景，圍觀的是優雅喝茶的鄉紳和看熱鬧的人群。
我突然想到在網上那些新聞中被當做奇談怪論的“榮譽謀殺”（榮譽謀殺是指兇手謀殺家庭成員以達到挽回家族榮譽的目的，受害者幾乎都是女性，被殺害的原因主要是“失貞“和“不檢點“。）誰能想象，這種“謀殺”在我們這片土地上曾如此普遍和自然。
這還是平常年份，而當災難和戰爭來臨時呢？
1942年河南大饑荒時，災民把妻子賣掉只為了換幾升小米，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被賣到妓院或給有錢人家為婢為妾也是這個價錢。
1949年解放軍曾統計**一個師投誠的2451名士兵中，母親、姐妹、嫂嫂被強姦、霸佔以及被迫改嫁的，總計達850人。
1948年，在劉胡蘭老家山西的太原郊區，餓死和被殺害的農民不下6000人，晉祠南大寺26戶人家賣妻的就有5戶，賣子女的有9戶，還有28人活活餓死。
我可以感受到，絕望幾乎滲透在那個年代每一個女孩的骨髓裡。
能夠對抗恐懼和絕望的是什麼？
今天在和那一輩人對話後我知道了，是對絕望的反抗。因為反抗，所以無畏，所以無以復加地期望著去改變這個世道。
現在人很難想象，在那個腥風血雨的年代，有那麼一批中國女人如此勇敢地站立起來。她們叫秋瑾、陳鐵軍、楊開慧、趙一曼、江竹筠還有劉胡蘭……
她們是進步知識分子、地下工作者、游擊隊員、婦救會長或者其他什麼職業……
但她們只有一個共同的理想，就是為了新中國。
你們以為只有一個劉胡蘭？不是的，仔細凝視那段歷史，你會發現曾有千千萬萬個劉胡蘭：她們從安穩的國外歸來，她們背叛自己的階級家庭，她們甘願冒殺頭的危險去戰鬥，她們無畏任何犧牲。
那種反抗絕望的力量是那麼強烈，以致於像劉胡蘭那樣的犧牲比比皆是，只不過時間久遠，不為我們所知罷了。其實從王樹增《解放戰爭》中收錄的一封信可以感受到：
“……親愛的同志們，看見了你們，我們又悲又喜，喜的是可得救了，悲的是這幾個月我們受盡了亙古未有的大大災難。國民黨偽軍自佔領濰縣後，燒、殺、搶劫、抓丁、搶糧，無所不為，濰北全縣被拉去牲口兩千餘頭，糧食被搶精光，被抓壯丁難以統計。更殘酷的是廣大群眾被殘殺。
兩年多來，濰北人民被殘殺者已有千餘，直到今天寒亭據點周圍的死難同胞仍曝屍曠野，無人收拾。
紙房區李家營一村，即被活埋七十餘人。殘暴手段更令人聞之毛骨悚然，鍘刀鍘和活埋已成為蔣匪的普遍手段。有的先割耳、舌，而後活埋；有的婦女被拔去頭髮鍘死；有的婦女被剝光衣服，綁在樹上**，並用燒紅了的槍條插入**，活活搞死；有的被剝光衣服綁在樹上用開水澆，把全身燙起水泡，再用竹掃帚掃，名為“掃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皮肉，名為“剪刺蝟”；有的全身被刀子割開，丟在火紅的鍋裡，叫做“窮小子翻身”。紙房東莊蔣匪在街口安下十二口鍘刀，按戶抓人鍘死。
邢家東莊一次被鍘十二人，婦救會長一個四歲小孩，也被鍘成三段。貧農韓在林兄弟三家十五口，有十四口被鍘死，剩下一個老母苦苦哀求給她留下一個後代而不得，她看到自己的孫子全部被鍘死，悲痛得自己也上吊而死。
……高裡區一個婦救會長，死時曾對大家說：“告訴**、解放軍，一定為我們報仇！”親愛的同志們：你們是華東野戰軍的主力軍，你們是膠東的子弟兵，你們屢打勝利，有了你們就有了希望，有了依靠。
你們是我們的救命恩人，我們不能讓你們走，要你們給咱們報仇。要求你們堅決徹底消滅蔣匪軍和“還鄉團”，要求你們像在孟良崮一樣消滅敵人，在濰縣留下英雄的勝利，立下大功，這是我們對你們高貴的信仰，也是人民對自己軍隊的命令！”